陈丹青与刘索拉 陈丹青:草船与借箭(代序)

我愿意相信这是一句诚实的话,它说出了十二年前我被《草船借箭》打动时难以确定的感觉——在这本书中,我以为最可珍贵的不是艺术与观念,而是农民式的表白。除了书写者的词语,我们在蔡国强的陈述中找不到西方文论的缘引(这类被转译的话语充斥中国当代艺术文本和研讨会),不出现哪怕一位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文论家(这些人物的汉语译作是八五运动的初期圣经兼实用手册),他也不提起譬如杜尚或波依斯这样的人物(他或许从未想起他们,更不曾由知识的层面认真拜祭这些西方实验艺术的祖宗,而他供在奥运会办公室的偶像,是一具岭南的观音)。

除了大量创作过程的交代,蔡国强有关艺术的陈述全都近乎业余,包括陈述的方式。

他有福了。迄今,他尚未学会以知识分子的腔调谈论自己和他的作品,显然他不想学会。他认真地说:“我是个迷信的人。”不过在他的迷信单据中可能并不包括知识——除非迷信也是一种知识——“我是这样想的”,他说。那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想”。

甚至,他不像艺术家那样“想象”自己的创作。就我对他的偏见,每当他试图像西方人那样创作时,他的作品并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农民”,或简直像男孩那般“异想天开”时,他创作了令我惊喜的作品。

譬如,将一船中药送往威尼斯(仿佛真的在替马可波罗,而不是替历史与文化着想),在内华达州的荒原独自放一蓬烟(那是一个男孩,而非艺术家对武器与战争的想象,而这一微型的烟火作品,我以为,胜过蔡国强其他大型爆炸),或者,满怀敬意,也许还有点得意,他收买了大批马克西莫夫被遗忘的油画,并故意陈列在中央美术学院(不是吗,这种敬意如今只会来自边远省份业余画家的虔诚记忆)……如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一样,很可能,他的某些启示来自他看见的西方作品,例如“鬼打墙”之类(一件有趣的作品,但是倘若没有西方人率先将自然博物馆式的仿真动物引入创作,中国的类似作品不知何时诞生),但当他使好几只暴跳如雷的老虎周身中箭,我又看见了那个顽强的、本真的,因而兴致勃勃的福建“农民”。

是的,蔡国强进入各种行动的念头是质直的,朴素的,农民式的,如农民那样坦然而估算,同时,步步为营——他去日本不像是留学,而是怀抱传统乡间的师徒情结,选定能人,即前拜师;他去纽约不像是探访艺术圣地与文化中心,而如老牌华侨,明辨自己与当地的长短盈缺,而后展开生存之道;他在台湾实施的系列方案再自然不过,那是几代泉州人对海峡彼岸的近距离想象;当他以足够的筹码介入国家的官方项目,既不虑及意识形态,也不怀揣文人的立场,而是以不问政治的政治直觉,参与其事,有如一位地方农民涉足权力的领域,权衡势态,正视机会,因他在乎的是办成事情,尤其是,怎样办成。

过去十多年,如所公认,蔡国强展开非凡的行动力,他的团队,准确地说,他的公司,密集执行这位断然不学英语的老板的指令,并向整个英语世界持续证明他的不可替代。

这是干练与智慧么,我宁可说,这是一种草根人物的天然的能量。在眼下知识错乱的知识界,在察颜观色的当代艺术中,其实,这活泼而强韧的草根能量,寥若星辰。

因奥运会开幕式,我与蔡国强共事近两年。偶尔经过他办公室,几次看见他的案前凉着一碗白粥,一碟酱菜,还有满墙的草案与草图。除了全副身心的工作,他从不急于表达自己,也不在意是否被了解,以我的江湖经验,凡质朴而自信的人,大抵这般性格。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我愿说:对于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