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谈刘少奇 王光美谈文革期间的刘少奇
上世纪60年代,刘少奇、王光美与刘涛(左一)、刘平平(右一)
江青支持造反派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家里的一个卫士把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刘源回忆说: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
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
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代,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