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自白 刘道玉悲情回忆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说到大学校长,人们首先会想起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等人,他们被历史铭记,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自己的教育理念办学,建立了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和灵活的机制,使大学成为生产知识与学术的基地,并倡导了一股开明而清新的风气,让学校焕发出一种引领时代潮流的蓬勃精神。

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有着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和敢为天下先的实践者——他不仅具有宏阔的视野,也能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以贯之。

在刘道玉身上,也具备了一个教育家应具有的优秀品格,开放、热情、执着、宽容……《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清晰地展示了他70多年的人生之旅。这既是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自传,也可以被看作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来发展历程的展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学很开明,维系着三四十年代大学所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既没有限制大学生谈恋爱的硬性规定,又没有专职政治辅导员的监管”、“有的可以申请结婚,甚至个别女生可以休学生孩子……大学生们基本上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因此,不难理解当上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在1980年代的校内改革中实施了“取消辅导员”等措施。其意义在于,让学生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权利。而时至21世纪,中国的大学大多还没有承接上这种以学生为主的教育传统,一些大学甚至制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措施。

我们也可以从书中看到,中国的大学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政治运动的晴雨表,每一次运动到来的时候,大学都随着政治动力而颠簸起伏,由此,大学不再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独立机构,而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组织,必须服务于形势需要并表现出一种驯良的姿态。

这一切都与刘道玉的叛逆性和创造意识格格不入,或者说,刘道玉与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所需要的人格品质相距甚远,如果以纯粹的教育家和改革者的标准来衡量,刘道玉是出类拔萃的,他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大学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一个实力与名声下滑严重的大学逐步摆脱了诸多痼疾,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使每一个潜心向学、志向远大的老师和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刘道玉出了重要的一份力,许多优秀人才经由刘道玉的慧眼识珠在日后诞生——包括后来在经济学界赫赫有名的杨小凯等人。

在刘道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等教育家所具有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他实践的成功也验证着他教育理念的正确,然而,刘道玉并没有取得如蔡元培等人一样的成绩,这一点却颇耐人寻味。

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担任武大校长时间较短使然,也可以说这是由于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直性格所导致,然而,从个人价值实现来说,刘道玉对权力过于排斥,把自己放到权力的对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关于这些,《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有着明确的显示。

刘道玉在自传中称,自己拒绝了当教育部副部长和武汉市市长以及团中央书记的机会,其原因主要是心系教育,想做一些实事,从个人选择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做实事的前提在于有做事的条件,即你必须获得做事的许可,他后来被去职,看似因为一些人反对和他得罪湖北省某官员所致,而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校长首先是行政官员,其次才是教育者。

即使想有所作为,也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刘道玉把个人喜恶表现得过于明显,并忽视了改革所必需的条件以及他所面临的诸多制约,因此,他不能创造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只能成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以说,在价值理性的认知上,刘道玉尚有欠缺,他过于沉溺于做实事,最终被人整倒不算意外,因此只能留下壮志未酬的一腔遗憾。而从个人选择来说,刘道玉无可厚非——他义无返顾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尽可能为公民做这样的选择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不是设置阻碍。

然而,刘道玉终究是让人敬佩的,他身上体现出的锐意进取,重视创造的精神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和前进的力量,也是个人实现自我所必备的条件,其“有所不为”的秉性更值得人们敬仰——尤其是在一个价值混乱、伦理底线被无限降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