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成发的政治未来 互联网政治的现实与未来

内容摘要:从技术特点和抽象传播形态来看,互联网媒体的社会化使用似乎为人们提供了公共议题讨论和影响社会政治进程的可能性平台。众多学者将赛博空间看作是与真实社会空间相分离,并能够重构真实社会空间的希望所在。这些判断的前提显然是互联网的舆论场在不加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共享和平等参与的公共性平台。本文在梳理公共性政治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几种有关互联网民主和公共性的肯定性论述展开剖析,并尝试讨论互联网空间政治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公共性互联网网络民主参与性代表性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互联网当今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为都市中产阶级意见表达的平台。为此,众多学人为其赋予了“公共领域”的美好想象:没有限制出入的门槛,没有权威的中央管理,没有身份背景的差异,没有信息自由交换的限制……与以往任何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出现时一样,传播技术的发展再一次被赋予了积极的政治内涵。众多学者开始从技术特点、媒体形态和运行方式等多个维度对互联网的公共性进行合法性辩护。这些论述构成了当前关于互联网的主流认识:首先,社会化媒体或曰“自媒体”是一个超越现实社会政治,并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舆论力量改造现实社会政治的公共讨论平台;其次,网络意见是相对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等精英统治话语的“公意”,它代表了民众的诉求,互联网言论的放开将带来整个社会的民主进步;最后,由于技术形式上能够提供假想的开放性,互联网还被看作打破真实社会各种地理和阶层边界,引领我们走向一个自由大同世界的有效工具。

现实情况是否真的如此?网络舆论空间的出现是不是复活了“公共领域”?“社会化媒体”能否成为塑造公共性政治的平台?我们是否正在依托新媒体技术走向一个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公共性政治的内涵和构成要素,从而对现实中网络舆论场的政治意义提出一个审慎的、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判断。

一、 公共性政治与传媒:思想内涵的解析

概括来说,人类社会对政治的理解不外乎有三种:一是官僚层级上的政治,二是权力支配的政治;三是现代的公共性政治。其中,公共性政治与现代民主理念的联系显然最为紧密,这是一个最富有理想色彩和积极意味的政治概念。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中,以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学者关于“公共性政治”和“公共领域”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谱系。在互联网的讨论中,对社会化媒体舆论场的各种肯定意见基本围绕着公共性政治的问题展开,为此我们有必要凭借对更加严谨的理论思考进行归纳,来搞清楚如何才能达成公共性政治。

首先来看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这些论述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种种悲剧。按照阿伦特的观察,悲剧产生的根源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现代性危机和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财富积累造就了一大群孤独、无根、与生活世界疏离并自觉是多余者的“群众”。

他们充满物欲的激情,拼命追求物欲的满足,全然不顾公共的事务;他们与他人隔绝,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公共领域。这样的“乌合之众”成为了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重要土壤,而民主社会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面前不堪一击,最终酿成了法西斯的悲剧。

当时包括阿伦特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都在考虑如何避免纳粹造成的悲剧重演,如何借助精神的力量激励公众的政治参与,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达到一种“公共理性”。

阿伦特通过对与“劳动-工作-行动”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划分,取代了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政治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性政治概念的提出,正是对欧洲传统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网络舆论至关重要。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和工作基本属于“私”的领域,只有行动(action)是唯一不需要物质中介的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公”的活动。

阿伦特认为虽然公共领域是大众的汇集之处,但是存在于其中的人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只有从不同位置和方向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以致使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在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公共领域才具有现实性。在现代商业社会,大众消费文化使政治性的公众蜕变为私人性的原子化个人与“散众”,公共领域也日渐被私人领域蚕食,作为人的本性的政治逐渐被劳动和工作以及消费和物质享受消解。公共性政治所要求的独立而多样化的视角,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关心都在严重退化。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基本上继承了阿伦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批判。有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史架构,转而试图给予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社会历史式的分析。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将他理解的“公共领域”视为特定的历史范畴,即是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的一个理想类型,指由具批判性的公众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并且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传媒的发展已逐渐背离了公共领域的精神。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界限不再清晰,出现了“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的现象。

而这种国家和社会的融合严重破坏了市民社会的结构,公共领域由此走向了崩溃,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性遭到了严重破坏和质疑。

在这种“再封建化”后的公共领域,公众“开放、平等、理性”的意见表达权利被巧妙地移花接木,民主制度仅仅剩下一个表征,而丧失实质,公共领域变为政治秀场和表演舞台。哈贝马斯由此断言,由于大众传媒被政治势力和私人利益操纵,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消解了,变成了“再封建化”的“伪公共领域”。

综合以上理论阐释,对于什么是公共性政治,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当社会个体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有意识地、平等地参与共享的公共政治议题,并寻求一个正义的解决方案时,公共性政治就产生了。这里隐含了三个条件:首先是参与的可能性,这是传统自由主义要求的赋权问题,即有言论自由的参与权利;其次是参与的意愿,公民必须有意愿且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否则再多的个体权利也无法防止专制;最后是参与的能力,公民必须有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能够从“公共的善”而不是私利的角度提出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公共性政治中,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只有发言权利不但不一定达成公共性,而且可能因为缺少民主参与意愿或参与能力而产生政治冷漠症或政治狂热的反民主结果。

理清了公共性政治的内涵,以及公共性政治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回到有关互联网舆论的讨论中来,对各种社会化媒体公共性的认定进行剖析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