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父亲 梁启超:成功父亲的家庭教育

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的梁启超,在政治上并不算成功。但他有一件事毋庸置疑非常成功,就是对子女的教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成功父亲——9个成年子女个个成才,其中7人海外留过学,3人当选院士: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曾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从梁启超与子女们的相处中,对他的家教方式可见一斑。

梁启超的一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陪伴子女的时间并不多,只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相处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后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饮冰室之后。天津不仅仅是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的地方,还可以说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家教基地。

作为成功父亲,梁启超有着以下几个标志性的家教元素:

教育子女爱国如家

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同寻常的比重,他题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个子女未来的路。

梁启超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他的9个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7个留学海外,面对当时处于战乱之中的祖国,7个子女们都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选择与自己的祖国休戚与共。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与长儿媳林徽因,在四川过着清贫且疾病缠身的生活,却顽强工作,断然拒绝日本的物质利诱和美国的高薪聘请。他们夫妻二人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十几年间,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考察古建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辉。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梁思成帮助解放军标明城内古文物古建筑位置,以免遭到炮击,为保护古都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刚刚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启超九子梁思礼,从旧金山港乘船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后来梁思礼对于当初回国的选择如此阐述:“我有个好朋友留在美国,后来他任美国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任中国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我们地位相当但收入相差很多。有人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他研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而我研制成功的东风五号导弹是保卫祖国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表达父爱毫不含蓄

与其他传统保守寡言的深沉父爱不同,梁启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子女的爱,甚至常常挂在嘴边、笔端,乃至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中无不渗透着他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爱。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1/10。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他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给三女儿思懿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给小儿子思礼的代号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其他子女的称呼也是“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地亲昵。

在给梁思庄的信中,梁启超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细节照顾无微不至

除了给儿女们讲做人的大道理,梁启超还非常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

1923年5月,梁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梁启超一方面从生活上、心理上关怀,一方面还指导他读书,这样既容易打发病床上的无聊时光,又增加了知识。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

即使是在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他的外孙女吴荔明记称:“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一起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

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

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重视教育不计成本

梁启超将子女的教育主要放在学校教育上。为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用心良苦,他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

梁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儿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辅导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梁启超专门筹集了5000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

给予孩子充分自由

梁启超把子女看做是平等友爱的朋友,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从来都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

1927年,思庄读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满一年,该选具体专业的时候,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当时在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他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课程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诉说。

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梁启超非常看重子女生活的趣味。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梁思礼先搞导弹控制、再扩展到计算机应用,也得益于兴趣的驱使。他年近九旬时还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有许多珍贵的教育观点,比如“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等等,字字珠玑,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