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 林徽因死后梁思成为何立即续弦?
当年梁启超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司法部长,林长民为政务部长,都在北京当官。两家的孩子自然有了青梅竹马的日子。林徽因从伦敦回北京后,逐渐成熟,在双方家长撮合下,林徽因和梁思成经常选择周日,到无人的松坡图书馆约会,感情愈来愈浓。1923年的夏天,梁思成清华大学毕业,林徽因也19岁,按照梁启超的安排,要一起出国留学,一方面是排除在国内婚姻的干扰;一方面是增进双方的感情。5月7日,梁思成骑着摩托车参加“国耻日”示威大游行,不幸发生车祸,被送进医院急救,一个月动了三次手术,落下右腿残疾,不得不拖延出国的日期。此间,林徽因每天坚持到医院里看他,安慰他,使梁思成感到快乐,也更坚强了。第二年夏天,两人才一起到美国。
1925年,林长民不幸中流弹身亡,噩耗传来,林徽因痛不欲生,想赶回国奔丧,一急就急出大病来。梁思成给予安慰和照顾。在国内的梁启超主动承担料理林长民的后事。林徽因才稍稍放宽心,留在美国继续学业。因此,她对梁氏父子十分感激。
1926年春季班开始,在梁思成的帮助下,林徽因当上建筑设计教授的助理,到秋季班,又当上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圆了“学建筑”的梦。
1927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以优异的成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12月,在美国宣布正式“订婚”,婚事简办。在北京的梁启超特别高兴,为他们操办了隆重的“行文订礼”。两人从初识到相知,经过八九年的马拉松式的恋爱,才终于“修成正果”,被人们善意地称为“梁上君子”和“林下美人”的天作之合。1928年3月21日,由梁思成的姐夫和姐姐主持,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举行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典礼。婚后赴欧洲蜜月旅行。8月才回国与亲人团聚。
即便如此,还是有些意料之外的状况,让梁启超揪心。
林徽因未来的婆婆李蕙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她性格豪爽,遇事果决勇敢。梁启超一生起起落落,她都陪在身边,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稳住一个家。她的威信,在梁家,固若金汤,稳如磐石,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蕙仙,就没有梁启超。梁启超对这位贤妻,唯有尊重。所以,当李蕙仙反对林徽因嫁入梁家的时候,梁启超也只能敲敲边鼓,小声反对,柔声劝慰。
梁启超想招林徽因做儿媳,李蕙仙早就知道端倪,当年林徽因年纪小,又不经常出入梁家,李蕙仙没放在心上。但当林徽因和林长民从英国回来,林、梁的婚事提上日程,李蕙仙便不能不开始对林徽因有所考察了。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出车祸,住进了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天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女儿梁思顺。
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然而,李蕙仙对于梁启超的“眼力”和“成功”并不领情。
她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身为母亲,为儿子挑媳妇,自然少不了以自己为标杆。林徽因的种种举动,在李蕙仙看来,很不“大家闺秀”。
她认为梁思成娶这么个女孩,不会幸福。而且,李蕙仙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1922年,她曾从天津去菲律宾马尼拉做过癌切除手术(当时李蕙仙的女婿在马尼拉做总领事),虽说已经康复,但保不齐会复发,一旦她哪天仙去,监督控制不了媳妇,吃苦的还是自己儿子。
她不能不多方考虑。而且,很可能,在旧观念里,梁思成是嫡长子,林徽因却是庶出,在门第上,林家和梁家,也还是有些距离。
林徽因死后梁思成为何立即续弦
林、梁的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长辈设计好的结果,其中有多少林徽因的个人意志,颇值得怀疑。梁启超1923年曾给长女梁思顺写信,曾颇为得意地谈到此种“设计”: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据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P1005。)
所谓“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大约是指梁启超与好友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已就子女间的婚事达成了一致意见。192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求学,即寄托着双方家长的此种期望。
按“设计”流程,林徽因在美国须与梁思成谈一场卿卿我我的恋爱。但流程的执行并不顺利,林徽因不但与梁思成合不来,与同在美国的梁家长女梁思顺也闹到几乎决裂。1925年7月10日,梁启超致信梁思顺等在美儿女,曾隐约提及此事:
“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据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P1046。)
按林徽因之弟林宣的说法:“梁思成、林徽因结婚以后,家庭生活充满矛盾。……从性格上讲两个人很合不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处处让着林徽因,经常沉默。林徽因对此很反感。”(据《林宣访谈录》,收录于陈学勇:《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中华书局2004,p145。)
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正式结婚——当林父在1925年死于流弹,林徽因之个人学业生活,及其生母之赡养,均全赖梁家照料,此种恩情,已将“林梁热恋”迫入必须修成正果的境地。
林、徐间的感情,按林徽因长子梁从诫的说法:“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据《梁从诫与文艺报记者的对话》,载2000年5月6日《文艺报》第4版。)
其实,毋庸多论。林徽因长年挂在卧室墙上的那块徐志摩失事飞机的残骸,岂非已说明了一切?这块残骸,对已死的徐志摩,大约是一种纪念;对在生的梁思成,大约只能说是一种残忍——虽然这块残骸,据说是梁思成应林徽因所求捡回来的。
徐志摩在1931年底去世。1932年,哲学家金岳霖闯进了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生活。关于金岳霖的闯入,梁思成若干年后是这样描述的:
“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方在天平上衡量……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
按梁思成所转述的林徽因的说法,林最后之所以没有离开梁,是因为金岳霖的主动退出。这个解释其实很可疑。金岳霖信奉“试婚制”,自20年代以来,曾长期与一位名叫Taylor(中文名秦丽莲)的美国女友保持同居关系;另据何炳棣讲,二人还育有一女。
卧室墙上徐志摩失事飞机的残骸,客厅餐厅里进进出出的“老金”,对梁思成而言,当然意味着一种“残忍”。只是梁思成对此种“残忍”说得很少,但那句“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终究暴露了真相。
所以,当一位与林徽因截然相反的女性——林洙——出现在梁思成的生活中时,61岁的梁思成不顾子女们的激烈反对,决然选择了续弦。梁思成对林洙说:“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并在给林洙的求爱“申请书”中,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空”。梁在“申请书”中说道:
“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婆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心神不定的成。”
在“太太的客厅”里,林徽因的风采需要梁思成保持仰望的姿态;在林洙的回忆文章里,字里行间都是对梁思成的敬重与崇拜。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梁思成作为“转正的备胎”屡屡遭遇危机;在林洙的的心目中,他是唯一的感情寄托——文革浩劫中林洙对梁思成的倾力守护,可为明证。对梁思成而言,林徽因是“残忍的女神”;但当“女神”远去,伤痕犹在,他需要林洙这样的女性,来慰疗自己生命的“真空”。民国才女林徽因,留给后世最大的文化贡献,莫过于用她那扑朔迷离的感情生活,具象阐释了何谓“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