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

这是共和国最高决策机构的一次绝密会议。但是,这次会议既没有文字记录,又没有拍照存档。目前能够可资佐证的,只有1955年1月14日***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后,所写给******的报告,以及亲历过这次会议及前后过程的刘杰和钱三强,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所写的相关回忆。然而,就是在这次由******主持召开的中央***处扩大会议上,中央正式作出了创建和发展共和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

据有幸见证了我国开创原子能事业这次最高决策会议的钱三强等同志回忆,

那一天的下午3时,******亲自主持了中央***处扩大会议。他对应邀到会的李四光和钱三强两位科学家亲切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随即讲述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们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做了预测。刘杰做了一些补充。

钱三强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了核反应的基本原理。

接着,两位科学家当场向大会展示了,来自我国广西地区的铀矿标本。

中央领导人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石标本,惊异这普通的石块,竟会含有那种神秘的东西,会产生那样惊人的能量。

钱三强汇报了全世界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情况和我国这几年的准备工作,把探测仪器放在桌面上,又把一小块放射源放在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探测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轻微响声。这时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兴趣正浓,也接过来试了一试,发出了同样的响声。有的领导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气氛十分活跃。

当钱三强讲到攻破原子核发生链式反应所引起的震动,以及核物理研究成果将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时,更加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点燃一支香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

***思考着,强调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出来。”

***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大家一致拥护毛***的意见。***突然一转话题,向钱三强提出了原子内部的结构问题: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吗?”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一时答不出话来。会议以前,尽管他曾有所准备,但是,***所提出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也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

钱三强如实回答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

毛***缓缓地抽着香烟,思考着说:“我看不见得。”他带着商量的口气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

钱三强静静地听着,大家也都静静地听着、思索着。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微笑着,抽着烟……

当晚7时左后会议结束后,毛***用豆豉腊肉等6样湖南风味菜、大米饭和小米粥招待大家。这位平时不喝遒的共和国领袖,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酒杯,格外高兴地向大家祝酒: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便大步踏上了为反对核讹诈、打破核垄断,而独立自主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历史征程。

(2)历经磨难,痴心不改;矢志报国,鞠躬尽瘁

原籍浙江湖州,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的钱三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7年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妇(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都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留法期间的钱三强,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1年的勤奋,使钱三强获得了法兰西的最高奖赏,也赢得了中国留法生学术水平的最高地位。

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刘宁一鼓励他,“回国大有作为。”

钱三强也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约里奥。听了学生的要求,身为法国***员的约里奥满意地说:“要是我,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三强又去向约里奥的夫人话别。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钱三强临行前,两位导师在自己的花园里为钱三强夫妇饯行。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带着法国同行们的深情厚意,带着导师的重托,和导师专门为自已的得意门生所精心写成的学习、工作鉴定。离开巴黎回国。

居里夫妇为钱三强所做的《鉴定》是这样写的:“钱先生表现出科研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这些素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他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他心智敏慧,对科学既有满腔热忱,又有首创精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实验室学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我们曾委托他领导几批研究人员,他用自己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并受到了他的法国和外国学生的爱戴。”“我们的国家对于钱先生的才干业已承认,并先后赋予他重任,先是任命他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又聘任他为研究生导师。他同时也是法兰西科学奖的获得者。”“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具备了研究组织工作的领导者所特有的精神、科学和技术素质。”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满腔热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新中国光荣诞生之日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工作。他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并作为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殚精竭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共和国原子能的开创与研制事业中,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之父”。

在一般国人的眼里,学业有成,科研工作有成,而且官至核工业部副部长的一代科学大家钱三强,是幸运的、一帆风顺的,从而也是令人羡慕的。其实,舍弃丰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科研环境,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和满腹经论、带着居里夫妇特意为他做的学习、工作《鉴定》,毅然回到祖国之后的钱三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

1957年,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

这时,他和另一位大科学家钱学森,正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进行实习考察。其时,我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找到这位著名的

刘晓奉命找到这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告诉他说,国内派人来征求他对党整风的意见。

其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他认为,党对自已十分信任。自已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专门派人来征求意见,自已就应该讲出真心话。

于是,毫无顾虑、满腔热情的钱三强,当即向刘晓和盘托出了自已的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

他说,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因此,钱三强认真明确地向党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然而,这些出自科学家的一片肺腑之言,却变成了其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向党夺权”的“反党言论”,并顺理成章地把钱三强本人划归到“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行列中。由于***、***和***等中央高层人物的出面保护,他才侥幸从那50万右派分子的“另册”中逃脱出来!

原来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包括自己所熟悉的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几十万知识分子,原本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的,却在一夜之间就都被打成了“猖狂向党进攻”的“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一切的一切,对于一代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对于自己险些就被打入“另册”的悲惨遭遇,更是感到后怕不己。自己坚持从法国归来,是来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尽忠效力的,可不是来混一项“反革命右派”帽子,被剥夺了继续搞科研的权利、甚至被押到某个边远农场去劳动改造啊!

善良的科学家,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己不懂政治。并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过问政治,全身心地投入科学事业中去。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赫鲁晓夫一伙,为同美国一道称霸世界,片面撕毁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

在此期间,钱三强不仅亲自推荐了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一批伏秀科学家,去原子弹研究院担任各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还率领全所科研人员刻苦攻关,为共和国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爆炸,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

尽管如此,原本想“远离政治”的他,还是又被“政治”找上了门。

1962年春,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总理向与会全体科学工作者郑重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元帅则当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

钱三强在回到科学院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时候,联系实际,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的这段话,符合周总理的广州讲活精神,可其后不久******就批评了***的广州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并提出全党开展反右倾。从而,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总理也被迫检讨,钱三强就更不能幸免了。

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段话的,其错误的程度比他当年的“右派言论”还要严重。于是,有人趁机提出:钱三强这次是在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加上他有很复杂的国外关系,这种人根本就不适合继续留在核工业部做保密工作!

由于***总理和***元帅的再一次出面干预,才便得这位核物理学家,共和国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才得以继续留在原来的科技领导岗位上。但接下来的“思想教育”和“批判错误”,却更让他难以忍受。

因为,就是这些没完没了、不断升级的“思想教育”和“批判错误”,使得这位对共和国核事业付出全部心血的核工业部副部长、原子弹技术总负责人、其后被人们誉为“中国原子能之父”和“两弹一星元勋”的大科学家钱三强,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都为之欢欣鼓舞之时,钱三强本人却在这天晚上被被人拉去参加一个对他进行的批判会,随后又把他派到河南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

其时的北京在召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会、照了像,而此时的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共和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人、二机部的副部长,却正在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里,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洞察原子弹爆炸机理的科学大脑,计算着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在钱三强的家里,长期保存着一张老照片。那张照片,就是他在河南信阳农村一个生产小队里拍的。三间大屋子,四面墙壁由于烟熏火燎而呈一片黑色。墙上挂着一把镰刀、一个斗篷,除此之外四壁皆空。一代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之父”钱三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孤单、寂寞、凄凉,谁看了都会感到压抑和心酸。

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但钱三强的精忠报国之心依然不改。在他重新回到科研工作岗位以后,依旧恁劳惩恁怨地工作。也从不去计较那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当别人问到他,“当年许多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照片上,为什么都没有你老的名子”时,他总是很平静地回答道,“有几个作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由于废寝忘食地工作,更由于历次的遭遇和磨难,晚年的钱三强老人身体日衰,但他仍担任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

1992年6月28日,一代科学大家、“中国原子能之父”钱三强因病去世,终年79岁。

1999年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这位科学泰斗为祖国和人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