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的政治向往
前面所说大批东北军入关,表面上是为了夺取徐州这个战略要地,实际上东北军直接目的却是为了防备更具危胁性的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战徐州的前期,张作霖建议召开一个由段祺瑞,冯玉祥和张作霖三方的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西北军与东北军须以“和平”为宗旨,不开战端,可是张作霖始终信不过冯玉祥,随着徐州战的深入,张作霖于是开始打出了“唯和”的名义,调配所有的奉军的大举进关,人数几乎达到二十万之多,很快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吴俊升等几乎全部奉军几乎开始分布于京津直各大要地。
表面上冯玉祥始终跟孙传芳强调“不出兵只是牵制奉军”,但西北军实际上已对南下的东北军造成了极大的危胁,面对着东北军的再三挑衅,而冯玉祥也毫不示弱,于是强硬的致电张作霖,提出了奉军必须跟孙岳一样,撤出保定,大名以及天津三地的要求,与此同时,国民第二军岳维峻也向始向山东集结部队,徐州战场的不利使得东北军军心越来越不自信,既想与冯玉祥一决死战,可是战况对奉军是越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决定以退为进与冯玉祥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与此同时孙传芳占领徐州后,也停止了北进的步伐,其实孙传芳有自知自明,他可不敢贸然公开挑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大军。
正当张作霖想争取时间修整一下东北军元气时,一场差点使东北军全军覆没的灾难很快降临,这正是来自东北军内部的五虎将之一郭松龄,其实奉军五虎将除了郭松龄我基本都有涉及介绍,而郭松龄就留在这一篇了。
郭松龄早期跟姜登选一样,都是一个充满斗争意识的革命党,甚至于在张作霖镇压革命党的同时,被张作霖的好兄弟汤玉麟活捉准备杀头,幸亏他的红颜知已韩淑秀拼死相救,才得免一死,法场救夫后的郭松龄与韩淑秀自此也结为夫妇。
静下心来郭松龄认真读书的他考入了当时国内最高军事级别的“中央陆军大学”可是在毕业后投身南方革命圣地广东时,郭松龄完全不受孙中山重视,不得志的郭松龄被迫无奈只得重新回到奉天谋生。后来他这段经历被张作霖骂为:“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
投靠沈阳的张作霖时,恰好张作霖正在东北重开“东北讲武堂”郭松龄以他的高学历成功成为讲武堂教员,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伯乐,这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由于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很多教员对他是阿迎俸承,而郭松龄却偏偏不来这一套,他对张学良可是一视同仁,郭松龄的特立独行引起了张学良的重视,张学良为郭松龄的治学精神与政治见解完全折服,其实年轻张学良也需要在众多的奉军将领找出一个能帮他树立权威的角色,这个人必须有才学,同时也敢公开与杨宇霆这些日本士官叫板,也能在汲金纯等这批老派却带有匪气的队伍中起来镇摄作用,而郭松龄正好符合这种唱黑脸的角色,因此,两人一拍即合,在许多场合,张学良都直接表示“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
实际上这是互相利用的一个组合,郭松龄无时无刻都在打算着推翻奉系军阀的计划,他不止一次的向张学良灌输“罢兵息争,闭关自治,寓兵于农,开发东北”的政治主张,很明显这与张作霖和杨宇霆称雄中华的政治主张是背道而驰的,郭松龄和杨宇霆虽共事一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形同陌路,而张作霖其实也最怕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有自已的政治主张,因此不只一次地说“郭鬼子有野心”其实这也不是张作霖空口无凭的说法,其实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就暗中派人联络吴佩孚,向吴佩孚提出由他自已带头,要求张作霖下野,可是吴佩孚压根也没把他当一回事,这造成他对吴佩孚一直的记恨在心。
于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全心全身地投入到打造建设一支精锐的军队的信心当中来,很快郭松龄充分发挥了他高强的治军精神以及军事才学,他重用军校学生,淘汰绿林,实施军需独立,决少部队贪污,更兼对队伍训练更是亲力亲为,很快从郭松龄手下打造的第三、八旅成为奉军中公认的精锐之师,加上有张学良的背后支持,无论剿匪还是打仗,这支部都都堪称奉军中的顶级之师,这一点,不仅令奉军的旧派绿林刮目相看,连杨宇霆,姜登选这些从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军事学生也表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很快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报了吴佩孚当年的轻视之仇,但是战争之前,他就已派人暗中冯玉祥来往,表明回师推翻张作霖的要求,同时他的夫人韩淑秀暗中与冯玉祥的李德全也联系密切,可惜的是,冯玉祥仍旧没有把这层关系公开,但这其实是郭松龄的第二次起到反张作霖的想法了。
随着奉军大举进关,郭松龄感觉到第三次的反奉机会摆在前面了,冯玉祥羽翼已丰,更有甚者,在郭松龄眼中,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其实与他本人的政治观不谋而合,于是他派出了亲信向冯玉祥表示了合作的可行性,很快冯玉祥暗中为郭松龄送来20万元的罐头食品很明显就表示,冯玉祥是能够与他合作时机已经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