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的后人 以革命的名义——邓发传奇
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生于广东云浮市(今云城区)附城乡石塘村。只受过初小教育。14岁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1925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并当选为工人代表。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且随北伐军出征中原。广州起义失败后转赴香港搞地下工作。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邓发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31年夏,邓发任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局长,并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后,在陕北任粮食部长。1937年抗战爆发,任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1946年4月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遇难。
骏马伯乐,良师益友,贫穷的八仔走上革命路
今年3月7日,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邓发诞辰百年纪念日。
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著名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所乘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邓发时年仅40岁。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四八烈士”事件。
邓发出生于粤西石灰岩地区云浮县农村一户贫苦农家。那里虽山水秀美,但可耕地少,且土地贫瘠,加上当时统治者多方盘剥,农民日子十分艰难。邓发是家里第八个孩子,乳名“八仔”,大名邓元钊。他生性聪明而敏感。见有的与他一般大小的孩子能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知道父亲没钱,不敢开口要求去读书。但他难以克制读书的欲望,于是恳求母亲。父亲后来供他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便再没能力让他读下去了。他10岁那年,两个哥哥能给家庭一些经济帮助,他和弟弟才进了小学。他发狠地读书,初小四年里,他功课门门拔头筹。但小学毕业后,再也没钱升高小了。这让八仔很苦闷。他把自己关在房里苦思:为什么有的人家富,有的人家穷……
一天,哥哥让广州的朋友代他来家探望,八仔不停地问长问短。经父母同意,他随着哥哥的朋友到了广州。这年他14岁。哥哥四处托人求情给弟弟找出路。后来,八仔做了公益祥旅店的小茶房。小茶房诚实热情,手脚勤快,言谈里流露出他那年纪少见的正义感,和热切的求知欲。这样,他赢得正住在这里的香港海员工会主席苏兆征的喜爱,并不时得到指点。1921年,八仔跟着苏兆征去了香港。很快,进了船厂当一名学徒。从此,开始了他——邓发——的革命生涯。他与苏兆征,正是:骏马遇到伯乐。这是邓发的幸运,也是中国革命的幸运。邓发日后以身心谱写的革命业绩,让后人永远长歌……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演绎了一段革命浪漫传奇
1936年夏,邓发接受了党中央交付的一件十分重要任务。
在未讲述这段历史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他到香港后的经历。他在船厂白天做工,晚上到夜校学习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当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于暴风雨前夜。不久,邓发经苏兆征介绍加入了香港海员工会。次年他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5年,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省港大罢工爆发,19岁的邓发担任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小队长。同年10月,他经苏兆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支援北伐,参加广州起义,又辗转于广州与香港,再拓展至海南与福建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前后9年。
这时期,反动势力强大而猖獗。他凭借熟悉情况,判断准确,英勇机智,顽强不屈,所领导的大小斗争都屡次克险制胜。在党内,他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务。193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苏区中央局,由8人组成,他们是: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
这年邓发25岁,顾兆霖23岁。同年,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前,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0月与中央红军一起到达陕北。
1936年夏,他接受的那项十分重要任务是:化名杨鼎华,赴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政局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很快,邓发告别延安,秘密去西安。一到西安,即住进张学良的司令部。
驻在西安的东北军张学良少帅,此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十分钦佩,对周恩来十分敬仰,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十分拥护,并达成一定默契。当他得知邓发要经甘肃赴新疆再去莫斯科,便为邓发弄到甘肃省国民党省府主席张治中委任的县长委任状。这样,邓发可以不受国民党阻挠,以合法身份进入甘肃省,然后再进入新疆,由迪化(今乌鲁木齐)赴莫斯科。他还就此事与新疆的盛世才商议。
邓发一到西安,立即会晤了张学良,做了长时间的坦诚畅谈。两人惺惺相惜,交谈很是畅快,。邓发同时做着前往甘肃的准备。
这时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时也到了西安。他计划经西安赴延安,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采访,把所知道的中国革命真相告诉全世界。而当时,西安通往延安的大小途径遍布国民党特务,他们百般阻挠外国人前往延安,甚至也敢下毒手。斯诺请求张学良帮助。
这时,以王牧师身份出现的董健吾把邓发介绍给了斯诺。
邓发与斯诺的这段交往,在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后公开为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篇“汉代青铜”这节里,有生动、传神的描述:……一个身着国民党军装,英气勃发的年轻军官,看起来力气不大,可他冷不防地、挑战似地抓住斯诺的胳臂。
“他的手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臂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
’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斯诺被感染得兴奋起来,他好奇地凝视着对方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经邓发提醒,他猛地记起曾见过的一张照片……啊,这不是国民党要花5万大洋悬赏的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号领导人邓发吗?!
邓发对自告奋勇、不怕艰险去延安采访的斯诺,满怀热情和激情,紧紧拥抱着斯诺,并一一允诺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送给斯诺,作为他写作的材料……
邓发妥当地安排好护送斯诺去延安的一切事宜,使斯诺顺利抵达了延安。
邓发在西安忙了几日,身揣县长委任状,登上开往兰州的汽车。一路顺利到达兰州。从兰州再往前行,就很困难了。尽管张学良将军和盛世才谈过此事,但当时盛世才既凭着地理优势,又耍两面政治手腕,使新疆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下令一般汉族人不准进入新疆,共产党人进新疆当然难上加难。邓发为了进入新疆,想了很多办法。他打听到,兰州有个戏班子应盛世才邀请,要去新疆演出。于是他化装成一个失业工人,劳神费力,东西南北四处寻找,终于找到戏班子的老板。他操着本地口音,说要到新疆去找亲戚,但实在没门路进疆,渴望加入戏班子,和他们一起进疆,他自荐能干很多活,还提到会炒菜,最重要的是,他不要工钱,只求管三顿饱饭。
戏班老板见邓发身强力壮,人模样也实在,又不要工钱,划算,就收留了他。
戏班子的行头和必要的生活用具,以及主要角色由几只骆驼驮着前行。邓发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跋涉。这一路,他是怎样过凉州(今武威市),而甘州(今张掖市),再肃州(今酒泉市)的,没有详细记载。两三年后,他与妻子讲述这段旅途时,也只轻描淡写地说“很艰难”就过去了。那是怎样的“很艰难”呢?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因为那时的那段路途交通极为不便,沙漠戈壁相连,地广人稀;又值酷暑,白天头顶烈日,脚踩热土,如置身火海,焦渴难耐;入夜露宿山野,无以遮蔽,如卧冰毡,瑟缩难眠。他牵着骆驼赶路,他的每一步都像是身后有把烈火烧着,逼赶着他的脚步不敢稍有迟滞。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共产国际虽已派来代表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就正等着他去衔接呢。这样三个来月下来,他的身体和精神消耗很大。当向玉门进发时,他已感到体力不济;咬牙走到安西,便一头病倒了,连日高烧,又缺医少药……这时候,他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
一直与邓发保持联络的同志经过多方探询,才得知邓发在安西病得很重。遂请示中央,是否令邓发返回西安。中央同意邓发返回西安。
但邓发没返回。因为邓发在戏班子太顶用了,戏班子也不忍心丢下他。没休息几天,邓发凭着顽强的意志,疾患渐渐好转。
邓发病愈后,干活更卖力。有时骆驼队来到人烟稍稠密的村落,停下来,晚上演戏。散场后,演员们相继休息了,他还在忙活。他不时会露一手“高超”的厨艺。早年在香港船厂当工人时,他帮过厨,暗中学了点烹调手艺。
生长在大西北的老板和演员们,过去从没尝过这种说不出来的好味道饭菜,个个大口吞咽,大声赞叹,把旅途的单调、无奈都扔得远远的了。这样的一个不要工钱的杂工,怎不得到戏班子上上下下人们的喜欢呢?
戏班子终于在11月上旬到达了新疆首府迪化。邓发这时距离开延安已5个来月了。
邓发向老板告别,说去找他的亲戚。他的“亲戚”是苏联总领事馆。他不知道苏联总领事馆的具体地址,又不便向人打听。他花了两天工夫,白天一条路、一条路地寻找,晚上就睡在公园里。终于在南梁找到了苏联总领事馆。哪料在面对总领事时,他因没介绍信和任何证件(那时他是不可能带着任何证明身份的文字的),而没能接上头。这位总领事无法相信邓发这个陌生人,完全可以理解。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关键难题!邓发心急如焚!
幸而及时出现了大转机——邓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时见过的一位同志这时出现了。他向苏联总领事讲述了邓发的身份和前来的目的。这才得到苏联总领事的信任。很快,邓发乘飞机去了莫斯科。
邓发一到莫斯科,即刻去共产国际汇报党中央交待的一切。然后,邓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这段时期,邓发工作之余,就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还接受了莫斯科的一些高等学校如列宁大学的邀请,前去演讲。他向大学师生们介绍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还不时讲马列主义哲学。他的演讲,不仅理论阐释清晰、事例生动,且充满激情,赢得年轻的苏联大学生们热烈的掌声。从这也不难窥见,邓发参加革命以来该是怎样孜孜刻苦学习的。
他把演讲所得报酬的绝大部分送给了困难的同志,给自己只留了很小的一笔。他用自己的这一笔钱,买了一部苏联制造的照相机。他买照相机,绝不仅仅是由于喜欢新鲜事物和爱好,他心里深藏一个愿望,就是要把他战斗过的地方,他的战友、亲人、接触到的普通民众,他所热爱的脚下大地,他看到的有价值的事物,用这部相机收聚起来,留给后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事实上,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现在,他生前短短几年所拍摄的大量照片,60多年后,都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革命同心,操守同德,他们是一对模范革命伴侣
邓发的夫人陈慧清,14岁从番禺来到香港,进了一间织造厂当童工。她的人正如她的名字,聪慧而清明。她身材娇小,但心胸里蕴藏着大思想。她从自己和身边很多人的生活境遇中,悟出这个世界很不合理,有钱人仗势欺人,没钱人忍气吞声,太不合理了!一定要改变!不然,老百姓没活路了。所以她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香港织造工会,任宣传委员。她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有着和邓发同样的经历: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革命活动。在广州起义过程中,她任交通员,常常独自往来于血与火之中,秘密传递信件。
她和邓发在香港筹备海员大罢工时就见过面,但不认识。1925年,他们分别与各自的组织回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因为都从事宣传工作,罢工委员会经常组织委员们学习或开会,他们认识了并渐渐产生好感。后来,两颗年轻的心,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互相吸引,倾慕和爱恋之情也随之无法释怀。但在革命斗争汹涌澎湃的年代,他们不但矜持而冷静,没任何“表示”,且都自觉地把这份爱的激情融进革命斗争之中。
有一次,陈慧清按组织部署准时来到香港鲗鱼涌,目的是和一个同志接头。把这同志的材料交给陈慧清的是邓发。三个人都到了,尚未接头时,邓发突然走近陈慧清身边,挽起她,好像是要去逛街的样子,亲热地离开了。陈慧清少女的心一阵慌乱。她自和邓发相爱以来,还没拉过手呢,他怎么一下子这样呢?她不知所措地跟着邓发走。待走远了,邓发向她道明,他发现了国民党的特务在跟踪他们。陈慧清醒悟过来:哦,他不是特地表达他的爱!但她心里马上又觉得,这比单是向她表示爱意更让她钟情他。
虽然后来因为斗争形势严峻,他们只能相互在有暇时思念,而没可能见面,即使见面也匆匆分开,但彼此的感情随着双方为革命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而与日俱增。那时,正值广州起义失败,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发生了震惊华夏的“沙基惨案”。那些日子,陈慧清负责与区梦觉和陈铁军与党的秘密机关的联系,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匆匆往返穿梭。他们俩还一起行进在抗议反动派暴行的情绪激愤的游行队伍之中。
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因革命而相爱,因相爱而为革命更勇猛奋斗。革命同心,操守同德,他们于1930年结合。从此,南征北战,无论相聚或离别,都深情理解和支持。这里再讲述他们两个生活片段。
长征过程中,邓发担任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既要指挥打仗,又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各项工作。而陈慧清被编在五军卫生连。沿途都打仗。时局不稳定,艰险丛生。两人很难见面,甚至没有消息。因为党中央在遵义开会,他们才团聚了10天。
这10天是他们结婚5年来最安定的10天。对这安定的10天,有关他们两人的生活没留下一个字,陈慧清后来也没对子女讲述过这期间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也不敢妄加推测。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他们之间的恩爱如山如海,因为太难得,他们享受的幸福会非比寻常的甜蜜,他们同时都从对方那里补充了无限力量,积蓄了更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在红军过草地前,邓发发高烧,来到妻子这里。陈慧清劝丈夫吃药。
邓发不吃,说跑几个山头,出一身汗就好了。也果然如此。在丈夫要离开前,妻子把自己过草地吃的粮食给丈夫煮了一碗。邓发吃完,“就高高兴兴地走了。在整个过草地期间,我们根本没有见面,他没有时间管我,他这个人就是一心一意地工作。”(陈慧清文《往事历历忆阿发》)。
在陈慧清这些淡定的文字里,表面似乎有点“怨意”;细品,她是为有这样的丈夫而欣慰,甚至骄傲。她的情怀是丰富的。因此这些很简单的文字,今天能让我们浮想联翩。陈慧清在怀念丈夫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直白:“我们结合已16年之久,感情是深厚的,双方都体会到爱与被爱的幸福。”这样的爱情不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爱情吗!
还有一事,始终贯穿邓发与陈慧清的生活之中。这就是邓发坚定保密党的机密,对陈慧清也绝不例外。
那年他赴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临行前些天,他只对妻子说,我“要出外工作”。陈慧清再三追问,去哪里工作?但得到的还是那句话。邓发很快离开了延安。这一走,几个月没音信。深爱丈夫的陈慧清那颗心,除工作时候能安宁,其他时间都在牵挂和焦急中捱过。她又不敢向有关部门和干部打听究竟。惟有独自暗暗忍受这种难熬!大约半年后,邓颖超才告诉她,邓发已安全到达了莫斯科。这时她才知道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悬了这么久的心这时才回到原处。两三年后,邓发对妻子简单回忆这一路的艰辛时,陈慧清对丈夫的恩爱里更增添了一份敬意。
1945年9月邓发以解放区80万职工的代表身份,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与朱学范等人赴巴黎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行前,他对妻子“只说要出去一个时期”。陈慧清知道丈夫身担重任,想这次一定又去执行很重要的任务;而且她已习惯了丈夫这种严格保密的作风。她不再追问。
这次邓发到了巴黎,给妻子来了信,描述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衰败景象。后来还给她寄来毕加索的和平鸽等名画及其他物品。陈慧清知道这些东西宝贵,认真收藏好。
陈慧清静心等着丈夫归来,然后像往常那样,享受别后团聚的幸福。
哪料,邓发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人于1946年4月8号所乘的飞机失事……
在那段黑色的日子里,陈慧清的哀痛是难以言喻的……但她不愧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渐渐战胜失去最爱的人的哀痛,将丈夫从巴黎寄回的珍贵画幅上交给中央,妥帖处理了丈夫遗留的一些事务,把心里深藏着的丈夫对她的爱和自己生命熔铸在一起,她又有了战斗的力量,跟着党继续前进……与此同时,她以丈夫为榜样,教育他生前最爱的儿子邓北生,还有1岁送到苏联12岁回到祖国的女儿邓金娜。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她不时梦见丈夫风尘仆仆从外面归来。她满心欢喜快步迎上去,知道他又为党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便笑着问,“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到哪去了吧?……”
1983年3月7日凌晨,陈慧清满怀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向他飞去,享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