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道临是茅于轼儿子 是茅于轼被歪曲 还是我被歪曲?

我和茅于轼的辩论,虽然在纸媒上基本不容讨论,但是,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人们的私下议论中,都是个重要的主题。这一题目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最近在“天涯”上读到邝海炎先生的文章《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成熟”》,提及徐友渔先生对我和茅于轼辩论的看法:“他认为,这次的争论起因是茅于轼的文章标题和内容出现了矛盾,从内容上看,他的观点与薛涌应该是一致的,只是标题确实有问题,‘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而薛涌呢,他只是把茅老的文章标题做了无限的夸张,有炒作之嫌,其实媒体也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

”邝文另外还提到“杨奎松却撰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党政官员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

然后概述徐的观点:“事实上,杨奎松的研究也可以用来回答薛涌,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惊人的程度,但造成这种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延续至今的特权制度。官员和垄断部门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无数社会财富;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都大捞好处,贪腐也愈演愈烈。”

读到这些,我感到应该对徐友渔做出回应。因为他的话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而且反映着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预设。这种思想预设是:自由和平等有着本质的冲突。自由必然带来和加剧贫富分化。茅于轼要保护富人,实际上是想保护自由,即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在新左派中,甘阳也提出改革前三十年的传统是平等,改革的传统则是自由,两者应该结合。

这其实是我要批判的一个深层原则。我批评茅于轼,也绝不是立足于一个标题。茅文的标题,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当然的那样改成“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因为那样只能是说废话。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实,承认自己有侧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题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文章中,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话,同样被我拿出来批判,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做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

这段话不仅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对立起来,把两者说成是反比的“必然”关系。我希望自由派都来面对这段话,看看你们怎样为之辩护。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都是以具体的数据为基础对之进行驳斥。一篇引用了联合国的基尼系数,指出世界所有民主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即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度都低于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之一。而这30几个国家,基本都是非洲那些战乱不止、腐败不堪的穷国,以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还有就是尼泊尔这样贫困和动乱的角落。

如果你拿世界各国基尼系数的排行表对一下,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权平等的国家、政治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比较平等。而那些人权不平等的国家、政治不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都比较不平等。

当然,这里面不乏特例。比如美国,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则十分不平等(虽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但大体相当)。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基尼系数无法说明的问题。

比如,美国富人的巨额捐款是基尼系数无法计算的。中国官僚阶层所享受的一些无法货币化的政治特权,以及各种腐败收入,基尼系数也很难算。这也是美国社会比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平等得多的原因。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拿美国这个经济最不平等市场经济的数据计算,美国工人创造的价值,大部分(大致60%左右)变成了自己的薪金和福利。如果按这个比例根据中国的数据计算,中国工人目前的月薪,至少在3000块以上,外加家庭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

但如今中国工人的收入远在这个水平之下。可见,自由会带来一些不平等。但是,不自由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平等。以茅于轼为代表的自由派或者市场派,对前者强调,对后者回避。在我看来,这就是粉饰太平。他们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八十年代的“歌德派”,谁一批判现实,就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恶意攻击。

杨奎松的研究我没有读过。但是,从邝文的描述看,他的研究并不是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证明了我始终如一的观点:改革以前的中国,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也不平等。我用这一点批评了茅于轼,也批评了甘阳。我始终不明白,这两位都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得比我长得多,怎么觉得那个部长楼、特供店、司机班、文工团女孩子陪舞的时代比现在更平等?家父在北京是个司局级干部。

记得八十年代初他出差回来,我到北京站接他。在软卧车厢门口,他的几个同事在那里议论纷纷,仿佛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仔细一听才明白,原来农民进了软卧车厢!这是市场改革的结果;但也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人可以坐软卧,什么人可以乘飞机,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买票要单位开证明才行。

这叫平等吗?如今美国的CEO,年收入是一般职工的364倍,引起舆论大哗,克林顿时代的劳工部长最近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一系列民调,证明美国各阶层都对这一现实不满。他因此要求给富人加税。看看计划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年月,那时饿死的人和住在部长楼里的人的贫富差距,岂止是364倍?这个账应该是怎么个算法?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的开篇就说,美国比起欧洲来,不仅有着惊人的自由,还有着更惊人的平等。这种平等,既是政治平等,又是经济平等。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这种平等,是人类的方向。换句话说,他讲的实际上不是美国,而是一种现代性。

中国缺乏自由的传统,对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缺乏理解,所以才有了“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类的奇怪概念。我那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谈的就是这种误解的来源: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

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

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胁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徐友渔觉得我对茅于轼的批评属于炒作,媒体不值得重视。大概我被封杀也属于正当的了。这未免太士大夫气了(士大夫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对超出自己生存环境的问题往往丧失了思维能力。比如,如果你说终身教授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徐先生一定拥护;但如果我说专栏制度保证专栏作家的言论自由,他就可以说我是炒作)。

媒体要报道社会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根据几个精英的意志,今天说老百姓应该听这些,明天又说老百姓应该听那些。在民主社会,老百姓的一票和你的一票一样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老百姓兜里的一块钱和你兜里的一块钱也一样值钱。

至于所谓“中国没有西方法治的经验,唯一的经验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经验,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跌入这种深谷,这很危险”这样的话,我在1979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过上面不停地这样讲。

类似的话从徐先生嘴中说出来,我除了震惊外,几乎无语。试问:如果“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也“很危险”的话,是不是民间就不该要求公正?是不是民间只能请求政府、茅于轼,或者徐友渔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替自己主持公正(套用茅老的话说,那就是“你不要说话,我会在替别人说话的同时,为你办事”)?难道我们还生活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时代?大家凭什么信你们?在我看来,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谁能炒作谁炒作,谁能“煽动”谁“煽动”,最后要看老百姓听谁的。

像徐友渔这样的自由派,如果遇到这个弯子也转不过来的话,最好找个更不自由的社会去生活。我看中国要真实现了民主,许多精英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徐友渔不喜欢我批判茅于轼,一个理由是茅于轼是为穷人办事,是个好人,我不该拿他开刀。我愿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说错话,为穷人办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说错的话危害穷人的利益。所谓“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样的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坐在书斋里的徐友渔可以认为这是个不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是,对讨薪的、上访的人来说,这恐怕就不是那么一件小事了。我希望自由派们想清楚一些:自己所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真想要还是假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