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为何非要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1919年5月9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第六天,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笔写下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发表在5月10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在此前的5月4日那天,北京有数千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段祺瑞军阀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愤怒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于是,段祺瑞军阀政府紧急派兵进行镇压,造成一些游行学生被打伤,还抓捕了30多名学生。蔡元培闻讯后,旋即与段祺瑞军阀政府进行严正交涉,迫使当局立即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蔡元培于1917年12月从法国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仅仅一年有余,在他力倡科学与民主、实行“囊括大典,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方针下,北京大学一改过去传统陋习,校园风气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迅速成为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也由此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在担任北大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蔡元培的确干了许多实际事情,为北大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以至于因此为后人所深深地怀念。至于“五四”运动期间他亲自出面与军阀当局交涉把被抓学生全部保释出来,费了多少周折和口舌,又采取了哪样的方式方法,因他从未向外界表露过,人们自然不得而知。今天的人们所知道的也仅为他在《启事》中所说的“我倦矣”、 “我欲小休矣”而已。
对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一事,段祺瑞军阀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曾专门发出“大总统指令第1332号”作出正面回应,其中不仅对蔡元培个人和所做工作赞赏赞美有加,而且还一再诚恳挽留,其措辞恳切,也不像一篇应景的官样文章。
然而,不管段祺瑞军阀政府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也无法让蔡元培改变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坚决态度。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公开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向当局和社会亮明了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的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束缚,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开点风气……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就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难道还要我再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一向以性格温和宽容著称的蔡元培,却把他的这篇辞职宣言写得如此直抒胸臆、壮怀激愤,似乎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这也许正是蔡元培竭力反对官僚教育专制、崇尚科学民主、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伟大之处。
昨天,当我跟朋友闲聊复述这一历史事实时,有人在一旁接茬说:假如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一职是费尽心思、钱财和周折跑来的或买来的,恐怕他也绝不会轻易做出如此这般的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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