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以“中道理性”超越极化思维【4】

2018-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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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更多的试错机会文汇报:"中道理性"特别强调渐进主义和多元试错方法.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走过了30年的渐进和试错阶段,现在应该对改革加以顶层设计了.您怎么看改革的顶层设计?萧功秦:我们许多人之所以提出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有一种焦虑感,总觉得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个改革目标和方向.顶层设计从一个总的方向来说,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与方向是对的.但是,单纯提顶层设计,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只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蓝图,按图施工,就能解决问题.其实

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更多的试错机会

文汇报:“中道理性”特别强调渐进主义和多元试错方法。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走过了30年的渐进和试错阶段,现在应该对改革加以顶层设计了。您怎么看改革的顶层设计?

萧功秦:我们许多人之所以提出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有一种焦虑感,总觉得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个改革目标和方向。顶层设计从一个总的方向来说,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与方向是对的。但是,单纯提顶层设计,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只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蓝图,按图施工,就能解决问题。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认为顶层设计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来设计一个完美的社会施工蓝图,那就错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在“中道理性”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同经验与试错相结合。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实践与试错。

我们过去出现了很多问题,关键恰恰在于,我们其实没有充分尊重地方、企业与单位的积极创新精神,试错的功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

邓小平是深切理解“试错”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谈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要强调多元试错,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利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

文汇报:“中道理性”原则还特别强调民间社会的发育。因此也有论者指出,这条原则实际上有很强的法团主义色彩,也就是强调把不同社会利益组织整合到国家秩序中。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萧功秦:我想,民间社会的发育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多元社会利益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让多元利益自己组织,通过社团登记、合法发展,政府对其进行一些引导与规范。另一条是,政府为了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民间社会创造法团,法团是政府派出的,要求他们代表、反映多元利益,与政府进行协商。这也是多元化社会实现善治的办法。这种法团主义的民间社会发展路径,是除了英美、东欧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所走的道路,例如新加坡、韩国、日本、南欧许多国家,许多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根据这种路径,国家组织的法团会自然演化为社会法团,民间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由于多元利益缺乏整合机制,社会矛盾与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这是我们现在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之一。

健康的民间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培育、发展民间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民间社会来发展国家威权“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民间社会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

文汇报:“中道理性”原则似乎更大程度上是观念层面上的东西,它如何进一步落实到现实社会的操作层面之上?

萧功秦: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与政治学者,我只能从总体上提出一种方向性的建议。既然问题的症结是“强国家”和“弱社会”之间一种不均衡状态,那么,发展社会,形成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一个方向。文汇报:许多人认识您是从《儒家文明的困境》一书开始的,儒家文化本身有“中道理性”的基因吗?

萧功秦:“中道理性”的核心理念就是“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就提出一个深刻观念:“变法易教,不知化不可”。这个“化”本身包含很多智慧。参与戊戌变法的士人尹彦和对这个“化”字作了很恰当的诠释:“化者,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真正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徐进的方式(渐),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顺),要把复杂矛盾与问题,予以逐渐分散与化解(靡);由于新事物的长入,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发育滋长的渐进长入过程,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秩序之间,大体上要保持相适应的状态(服)。久而久之,新制度就转化为社会有机体内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习)。他认为戊戌变法正是失之于激进。因此,他试图从《中庸》哲学中寻找改革的智慧和途径。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集体经验,儒家与各派思想中其实有很多精华,非常值得我们去体悟,重新加以创造性地解释和反思。从文化之根中吸取营养,往往能有效地形成社会认同。我们今后的改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基于民族根本的社会共识。这也就是我提倡“中道理性”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