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 周恩来夫妇与弟媳王士琴的亲情故事
王士琴,满族人,1914年4月18日生于吉林。据王士琴生前对笔者讲述,她的祖父是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处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个什么族她已记不清了(后据其女回忆应为赫哲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祖父流落到黑龙江省,和当地一个满族姑娘结了婚。当时,中国是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因此,王士琴的父亲便随母加入了满族。6岁左右时,王士琴随父亲迁居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
王士琴的父亲王洪杰是一个有名的俄语专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让他们学习俄语,同时又学习英语和日语。他曾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能给你们留下一个‘饭碗’(指一个能挣钱吃饭的手艺或技能),好让你们日后有一碗饭吃。”
高中毕业后,王士琴本想东渡日本学习医学。但时逢父亲退休,家庭收入锐减。王士琴为了照顾家庭,替父亲分忧,遂放弃了留日计划,考入哈尔滨电业局做文秘。
王士琴5岁丧母,继母陈玉文出身于书香之家。王士琴有一个姨夫名叫张鸿诰,他是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时的同窗密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日本留学。1936年夏天,经张鸿诰的介绍,王士琴结识了周恩来在哈尔滨税捐局工作的胞弟周恩寿,后两人结了婚。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张鸿诰赴京,周恩来在西花厅招待他。席间,周恩来曾笑着问张鸿诰:“老同学,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一直以兄弟相称;可是现在士琴叫你姨父,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张鸿诰笑着回答说:“士琴叫归她叫,我们还是兄弟。
”满桌人听了都笑了起来。1937年,王士琴生下长女周秉德,从此她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已婚妇女一样,当上了家庭主妇。每日的柴米油盐,丈夫、孩子的衣食冷暖成为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1943年,周恩寿为躲避日本人的盘查,带着全家移居天津,与嗣母杨氏(四伯母)一起生活。王士琴在哈尔滨时生有长女周秉德和长子周秉钧,移居天津之后,又生次女周秉宜和次子周秉华。
1947年8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周恩来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此时,蒋介石政权实行残酷的保甲连坐制度,周恩寿被一坏邻居检举,遭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拘捕。王士琴忧心如焚,带着4个孩子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3个多月。后来,经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老师伉乃如和同学常策欧、吴玉如三位先生出面作保,周恩寿才得以获释出狱。
1949年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王士琴随丈夫一同赴北平见到了他们日夜想念的兄嫂。
周恩来没有因周恩寿是自己的亲弟弟而给他特殊照顾,而是要求周恩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待世界观改造好后,再等待组织分配工作。要强的王士琴也向周恩来表示希望出来参加工作。她的要求立刻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理解与支持。
在周恩来夫妇的安排下,周恩寿和王士琴的4个孩子很快被送进了寄宿制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周末,孩子们可以回到西花厅居住。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都由周恩来负担。这样,王士琴减少了后顾之忧。1950年,她受聘于北京女四中,任高中俄语教师。
笔者曾听王士琴说:“建国初我们国家外语人才十分缺乏,有关方面曾考虑安排我到外交部工作。我考虑到外交部工作要求严格,节奏紧,工作时间分秒必争,我那么多孩子需要照顾,加之当时兄长兼任外交部长,因此,当老师是我最好的选择。”
周恩寿和王士琴当时已有4个孩子,而周恩来夫妇却没有孩子,因此周恩寿曾提出要将次子秉宜过继给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假如我要了你们的一个孩子,将来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偏爱、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们的孩子我都会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周恩来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解放初期,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又先后生下幼子周秉和、幼女周秉建。当时她正在北京女四中教书并担任班主任,学校教学任务也很繁重。困难之际,邓颖超出钱为她请了两位保姆来帮忙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
邓颖超还把这两位保姆请到西花厅来吃了一顿便饭,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孩子本该是我这个做大妈的事儿。可是你们看我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
”平日,邓颖超也常派工作人员去周恩寿家看望,看看大人孩子是否平安,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因为王士琴孩子多而且又都很年幼,容易患病,周恩来和邓颖超没少跟着操心。1956年春天,王士琴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同时出麻疹,必须住院治疗,正巧周恩寿出差在外,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费,情急之下,她只好去向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听说后立即嘱咐卫士长成元功拿出钱来救了这场急。还有一次周秉和因为夏天受暑,脸上身上长了许多疖子,邓颖超干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厅来住了一个暑假,直到孩子病愈才送他们回家。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尽心关照下,孩子们健康成长,王士琴也能安心地在学校教课。她早出晚归,兢兢业业,获得了优秀班主任的荣誉称号,并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多次表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8年2月,已经退休在家养病的周恩寿被拘捕审查。王士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精神压力,照常坚持去学校上课,一天都没有耽误过,表现得十分坚强。当时,王士琴的6个孩子分别在西安、广东、河北、四川、延安、内蒙古工作与劳动。
尤其是两个小的孩子周秉和、周秉建,只有十五六岁就去了延安、内蒙古插队,更让她牵肠挂肚。农村条件比较艰苦,王士琴既担心在延安的小儿子挨饿,又担心在内蒙古的小女儿受冻。
由于周恩寿的退休金被无理停发,王士琴只得省吃俭用攒点钱,万不得已时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卖掉,买了食品和棉鞋棉衣给孩子们寄去。王士琴为了渡过暂时困难,忍痛把原来住的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退掉,另要一套面积要小得多的房子,以减轻房租负担。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又是周恩来、邓颖超向王士琴伸出了有力的援助之手,帮助她共渡难关。邓颖超把王士琴的两个大孩子周秉德、周秉钧找到西花厅来商量,她说:“现在我们来分分工:秉德负责秉和的生活费,秉钧负责秉宜的生活费(当时秉宜大学还没毕业),我来负责小六秉建。不是我和你们伯伯出不起这些钱,我们是想让你们也为妈妈分点忧,养成对弟弟妹妹的责任心。”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经常通过书信往来密切关注着侄儿、侄女们的成长,不断鼓励他们在基层、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思想、体质和意志。如果哪个孩子较长时间没有给他们写信,邓颖超就会坐立不安,甚至跑去向周恩来“汇报”,或者给其他的孩子写信询问,直到把情况了解清楚,她的心才算踏实下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王士琴全家各分东西,但她的子女们一直都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关爱。有的孩子没有公费医疗,户口不在北京,按当时的规定,生病也不能在北京的医院就诊,于是当孩子们生病时,周恩来夫妇就自己掏钱送孩子去305医院(当时还只是个门诊部)检查治疗。
孩子们回到北京来看望伯伯和伯母,周恩来和邓颖超会一再叮嘱他们要立足基层,扎根民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漫长的8年终于过去了,当周恩寿拖着虚弱的病体,拄着拐杖从监管他的北京卫戍区回到家里时,大哥大嫂还给他的是一群健康、自立、朴实无华的青年。
周恩来逝世几年后,有关周恩来的纪念地相继修复、开放。王士琴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笔者从1991年参加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起,曾无数次赴京,先后50多次走访王士琴。从她那里征集了多少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已经说不清。
其中第一件是周恩来使用过的文具罐。经我们调查证实,那是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前用于盛放大头针、曲别针之类的小文具罐。这原来是一只养蟋蟀用的,野檀木质料,做工非常精细。
记得王士琴把这只文具罐交到我的手上时,还谦虚地说:“我们手里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只小罐子如果你们认为有用就拿去吧,也算是我们对老家淮安筹建兄长纪念馆的一点心意吧。”老人的话虽然朴实、低调,但却表示了她对自己婆家淮安的一片深情以及对兄长周恩来的怀念之心。
1992年1月6日,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的日子,许多人都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希望能亲临淮安,目睹这一天的盛况。周家人更是要比别人多一层迫切。当时我们因为事情多,隔三差五地要去北京。我就当面邀请王士琴,请她来趟淮安,看看自己的婆家。
王士琴听后十分高兴,她乐呵呵地说:“大姐(指邓颖超)也十分挂念兄长的老家,她也很关心你们淮安,多次想到淮安去看看。只是她现在住在北京医院,已经失去了回婆家看看的身体条件了。我要去,我一定帮大姐去还这个心愿!”
不巧的是,1991年夏季淮安遭遇洪水侵袭。一直十分关心淮安的邓颖超让秘书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传达她的意见:“苏北今年大水,许多群众生活都有困难,因此,你们要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低到最低规模。”她还对去淮安参加开馆典礼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指示说:“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由童小鹏做代表;亲属由在南京的尔辉做代表。
尔辉如果身体不好就由尔萃做代表去参加,其他人都不要去,不要给地方上添麻烦,增加负担。”邓颖超的一句话,使王士琴放弃了去淮安参加仪式的念头。
直到1992年秋天,江苏东海举办第一届水晶节,邀请王士琴前往参加。东海水晶节结束后,王士琴来到淮安,这也是王士琴第一次来到她的婆家。
在周恩来故居,当参观到纪念一室的1904年周恩来偕父母弟弟们从淮安迁居清江浦的版画时,王士琴指着画面上周恩来生母万氏怀抱着的婴儿高兴地笑着说:“那是我们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寿先生),那就是我们家老周!”
在周恩来纪念馆,当陈列厅的最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哀乐及屏幕镜头出现时,王士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我怕她出现意外,忙搀扶着她,让她到休息厅坐下休息,并请讲解员给她打来温水,让她洗脸,平静情绪。
1998年是周恩来的百年诞辰。王士琴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给予了许多支持。在1994年我们前往北京向周恩来的亲属们征求意见时,她秉承周恩来一贯俭朴的品德,希望我们尽量少花钱,办好事。
2002年10月6日,王士琴在北京去世,不久与周恩寿先生的骨灰一起“回”到了老家,归葬于淮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