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 梁思礼去世 梁启超子女

201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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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4月18日,梁思礼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梁思礼女儿梁红手持遗像步出灵堂.梁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4月18日,梁思礼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各界民众前往送别.梁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因病医治无效,

4月18日,梁思礼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梁思礼女儿梁红手持遗像步出灵堂。梁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4月18日,梁思礼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各界民众前往送别。梁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中新社记者 陈钢 摄

中国侨网北京4月18日电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追悼会18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现场一副黑底白字的挽联颇为醒目,道尽了梁老“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一生:“光明磊落奉献爱国情怀,鞠躬尽瘁奠基航天伟业。”

1949年9月,在美求学的一对同窗好友在美国挥手告别,从此分道扬镳。其中一人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发展,另一人则在一片挽留声中毅然登上邮轮回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数十年后,选择留在美国的人成为了波音宇航公司首席科学家,坐拥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而另一位成为了原中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住进普通的单元房,工资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

这位选择回国的学子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梁思礼主持和参与了中国近程、中近程和远程战略导弹及运载火箭的研制试验工作。曾担任长征三号火箭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长征二号火箭型号副总设计师,为中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杰出侨界人物。

曾有人问梁思礼,昔日好友与他在科研领域的地位相当,但收入却相差很多,对此作何感想。梁思礼的回答是:“他研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而我研制成功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2016年3月,梁思礼因病入院治疗,后于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上世纪40年代初,高中毕业的梁思礼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尽最大努力东挪西凑了路费。1941年,梁思礼登船赴美留学,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进梁思礼的口袋,临行前她告诉儿子:“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

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

留学期间,他是个地道的穷学生,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等,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直到读博士时,由于为美国军方研究所做课题,才有了一笔并不宽裕的工资,月薪大约200美元。

这段求学经历也为梁思礼的“工业救国”思想奠定了专业基础,“留学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工业落后,所以想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出力。”

正因如此,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埋藏在心里的“工业救国”梦想越来越清晰,盘算着要转到工科大学去学工科,掌握一技之长,好为建设国家出力。就这样,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只为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以便早日学成报效祖国。1943年,梁思礼成功转入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对比嘉尔顿学院,普渡大学的学业相当紧张,梁思礼不但需要补读几门工科基础课,还要放弃暑假来学习。从1943年到1945年间,梁思礼花了两年时间学了三年的课程,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梁思礼放弃高薪工作的机会,在辛辛那提大学继续读书,先攻硕士再读博士,最后获得了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梁思礼第一个念头是回到祖国。

梁思礼是清末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梁家,报效祖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父亲的一句话曾时常在梁思礼耳边响起:“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梁思礼自己也常说:“爱国,不需要理由。”

1949年9月,梁思礼放弃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邀请,登上邮轮动身回国。他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在轮船上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进步学生们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回国后数十年间,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于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正如梁思礼在自述文集中所说:“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

梁思礼是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梁思礼,祖籍广东新会,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194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学士学位,1947年获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

梁思礼曾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他曾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中国侨界杰出人物等荣誉。有代表作品《向太空长征》《梁思礼文集》等。

他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他参加了多种型号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是我国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将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进行了全弹自动化测试;他参与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他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于2016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的梁思礼先生。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的旧金山出发,终点是中国香港。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有二十几个中国留学人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之中。

留学生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叫梁思礼,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此时,他正带着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的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

9月30日,当轮船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广播里播音员正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听到消息的人都非常兴奋,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梁思礼等人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了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又用黄纸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们贴到红布上。简单而独特的方式,传达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几十年后梁思礼感慨地回忆道:“‘新民、强国’是父亲一生的追求。父亲的爱国思想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钟情于航天事业,正是在父亲“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影响下,他从美国归来参加建设。

梁思礼在美国求学时有位好朋友,他后来留在了美国,并在波音宇航公司任总工程师,还担任过美国民兵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说来也巧,梁思礼也曾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中国洲际导弹的副总设计师。这位朋友在美国年薪几十万美元,住着高级别墅,来中国访问还受到隆重接待。有人就问梁思礼的感想,梁思礼说:“如果我当年留在美国,不会比我这位同学差多少,但我是为了服务我的祖国而离开的。虽然我们都研制洲际导弹,但他是为美国研制的,这些导弹曾经瞄准过中国;而我研制的导弹是为了保卫我的祖国,我感到自豪。”

梁思礼归国后,组织上将他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通讯技术工作。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起草工作。

1956年,是梁思礼人生中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它艰难的起步。这一年,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学自动化出身的梁思礼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1960年是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一年。在苏联停止援助的困难面前,党中央决定自主研制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约比苏制1059导弹增加一倍。

正当梁思礼埋头搞科研时,一场政治运动袭来。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由于父亲的缘故,他一直在不停地作检讨,仅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手稿就长达80多页。

由于熟悉业务,梁思礼最终还是被派往基地继续搞科研。基地的紧张工作让梁思礼暂时躲过了冲击。那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心一意把“两弹结合试验”这个国家头等大事做好再说。

没过多久,等待他的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又一波的冲击。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被称为“保皇党的孝子贤孙”,他被立了专案,他的几位兄姐也被关了起来。

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请示军管会要为母亲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未获批准。时间过去了近50年,梁思礼谈到此事时依然难以释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梁思礼才没有受到更多迫害。不过,磨难并未结束,长子梁左军,在“文革”期间,落下了抑郁症的病根,30岁那年,左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梁思礼夫妇心中又多了一道永远的伤口。

“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如果1979年回国,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可以躲过去了。”很多人见到这位为祖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都会禁不住为他鸣不平。

“什么话?!你们为什么这么说?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对于如今还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1956年,梁思礼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也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帮助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2年3月21日这天风特别大,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望着深深的大坑,梁思礼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

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麦秀琼立下约定:“若生男取名‘梁凯’,若生女取名‘梁旋’。”他盼望着这次试验能够凯旋。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梁旋”,相信经过努力总会成功。

通过这次失败,他们总结了失败的原因,重新踏上研发征程。两年时间,设计了很多方案,做了无数试验。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在1964年6月29日终于发射成功。

也正是那一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一次又一次成功,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问世。

在网上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截止到2016年4月6日,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226次发射。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大都是从长二丙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一直到神舟十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从未达到的高度。

在梁思礼的私人家庭相簿中,我们看到了梁氏这个大家族的非比寻常。不仅一门出了三个院士,而且整个家族成员个个性格爽朗乐观,大家团结互助、齐心向上。近些年,他目睹了兄姐们一个个的离开,渐渐成为家族中的最年长者,可他的乐观豁达没有改变。

梁思礼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这让他的业余爱好和他的成功事业相映生辉。从小在家庭环境和兄姐的影响下,他一直对音乐非常着迷,应该称得上是个古典音乐发烧友。就是买CD唱片,他的选择标准也很高,相同的曲目,他一要选作曲家和曲名;二要选指挥和演奏的乐队;三还要选唱片公司。

他是一个摄影迷,大学时的业余爱好就是摄影,在暗室里冲洗、放大,一干就是一整夜,取景、构图、角度、光线他精益求精。他还是大学时代学校古典式摔跤冠军、游泳能手。直到前几年他仍是个老球迷、泳姿全能选手,更是个象棋迷。他迷上了与计算机下棋,只要有时间,他总要打开电脑与计算机厮杀几盘。说起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乐趣以及自己内心的种种感受,梁思礼仍会滔滔不绝。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目睹“神舟”飞船载人成功,梁思礼的传奇经历记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神舟载人飞船圆了中国人飞天的梦想,而参与神舟载人航天工程的梁思礼也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