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故事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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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袁隆平从1953年跨出西南农学院的校门,就被分配在安江农校任教.他初登讲台,教的并不是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而是俄语课.第二年起才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担任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他于1930年9月1日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在大城市里长大并接受教育的青年,在偏僻的安江农校教师中,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和个性.他特别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他不满足于在课堂里讲农业技术,喜欢把学生带进田野里,让他们从观察和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和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袁隆平从1953年跨出西南农学院的校门,就被分配在安江农校任教。他初登讲台,教的并不是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而是俄语课。第二年起才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担任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他于1930年9月1日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在大城市里长大并接受教育的青年,在偏僻的安江农校教师中,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和个性。他特别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他不满足于在课堂里讲农业技术,喜欢把学生带进田野里,让他们从观察和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和动手能力。他长年在田地里侍弄庄稼做试验,被晒成一个非洲黑人的模样,得了一个“刚果布”的外号,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学生还是同事赠予他这个具有国际意味的称呼。他那乐观自信的笑容,也被称为“‘刚果布’的笑容”。

目标锁定水稻研究

袁隆平在进行“无性杂交”实验的同时,开始关注水稻丰收增产的问题。

刚刚经过的大饥荒,太让人刻骨铭心了。袁隆平亲身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浮夸风,报纸上不断放出马铃薯亩产过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过1500公斤的“卫星”。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袁隆平清楚这些“卫星”是彻头彻尾的大话假话。

“大跃进”运动之后,全国性的大饥荒随之而来。人们吃不饱肚子,只能吃糠皮、草根和树叶,有些地方的人们饿得不行了,就吃不能消化的“观音土”。许多人患上了营养不良的水肿病,不少地方发生饿死人的惨剧。老百姓把这三年难熬的饥饿时期称为“过苦日子”,全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因为各地的瞒报而无法准确计算。

从此刻开始,袁隆平将人生的目标开始锁定在水稻的研究上。

他明确地意识到,要解开杂交水稻这道世界难题,必须首先要找到在水稻中发生过的进行天然杂交的原材料。

神秘的雄性不育株,到底躲藏在哪里呢?从此他开始在田间苦苦寻找,终于在1964年7月在稻田里发现了不育雄花,这成为他打开突破口的一把金钥匙。

“当然算保护对象”

1966年6月,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静谧的安江农校变得不再安宁。宣传栏里,教室走廊上,到处贴满了乱七八糟的大字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震荡在校园的上空。“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不知什么原因,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迟迟不见套到袁隆平的头上来。他可不会坐等那顶“帽子”,他要默默地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那些残存的秧苗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他的全部希望。这些无辜的秧苗,倔强地伸展着绿叶,展示着生命的力量。它们最初就是几株有限的雄性不育株培育出来,现在尽管只剩下这么几棵,袁隆平相信自己能够重新培育出一大片绿色的禾苗,再怎么艰难也要把杂交实验进行下去。他一边往实验田里挑牛粪,一边在心里忐忑不安地琢磨,自己到底为什么还没有被揪出去。

直到第二年,谜底才被揭出来。由于形势变化,去年工作组的负责人被赶下了台,他向袁隆平透露了当时的秘密。原来,去年大字报贴出来之后,是准备揪斗袁隆平的,而且要老账新账一起算,“牛棚”里的床位都给他预备好了。要算老账,就查他的档案。一查档案,意外地发现了一封前不久从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公函。

这封从北京发来的公函,与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论文有关。当时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对我国粮食生产有着重大意义,就及时地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看着从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工作组负责人不敢轻举妄动,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问道:“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孙旭涛看完公函后,立即明确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

从“副业”到国家立项

由于得到国家科委九局公函保护,袁隆平和他的徒弟把那些大难不死的雄性不育株搬出了臭水沟,搬到光天化日之下。那茁壮生长的秧苗,就像一群与世无争的孩子,在几个残盆破钵里静静地生长。从春天到夏天,绿色的稻叶在阳光和风雨里伸展着,生长着。袁隆平看着这些绿色的秧苗,心里又充满了新的希望。

考虑到杂交水稻科研的重要性,1967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人省级科研项目,并表示可以帮助袁隆平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年4月,袁隆平起草了一份《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黔阳地区科委和湖南省科委。湖南省科委给予了经费支持,第一年帮他解决了600元的科研费用,以后逐年增加。

湖南省农业厅还批准了袁隆平的请求,将尹华奇、李必湖这两名“社来社去”的学生留在安江农校当他的助手,每月发给18元生活费。1967年6月,由袁隆平挂帅,尹华奇、李必湖参加,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学校在中古盘7号田拨出0.5亩的上等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

从此,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从袁隆平个人教学之余的“副业”,变成了由国家立项进行专门研究的科研课题。

创建杂交水稻研究机构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他这个长期与泥土打交道的科学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科技奖,评上了研究员职称,还被聘为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各种学会也请他担任理事。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异常冷静清醒。

他理智地选择继续在杂交水稻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他那一贯超脱、不受拘束的性格,依然根深蒂固。他对各种会议和应酬感到不适,对众多的兼职能够辞去的尽量辞掉。他唯一不能超脱的,只有杂交水稻事业。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和进行技术推广,一个新的构想在他的脑子里孕育,那就是要借鉴国外科研机构的经验,创建一个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机构。

湖南省的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的工作,原来一直是由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的。随着杂交水稻研究事业的深人发展,有必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专门机构,来加强和协调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以保持我国在杂交稻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把研究引向深人。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袁隆平主持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

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袁隆平担任研究中心主任。从找到“雄性不育株”以来,杂交水稻研究走过了20年不寻常的探索道路,从袁隆平一个人的自发行动,终于到现在建立起了一个立足湖南、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的专门研究机构。

1986年10月,在这里举办了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1月,召开了国际无融合生殖学术讨论会。受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委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为印度、越南等十多个国家举办了多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杂交水稻的专业人才。袁隆平用熟练的英语为外国专家讲课,赢得外国友人的赞扬和尊重。

1995年底,联合国粮农组织准备选定15个国家推广杂交水稻,长沙将迎来更频繁的国际培训和交流活动。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在袁隆平的主持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原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宣告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