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刘醒龙 胡殷红与刘醒龙关于《天行者》的问答
问: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您创作的《凤凰琴》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时隔十余年后,您怎么会再次想起续写《凤凰琴》,续写民办教师们的生存情状,是什么缘由调动了你的创作热情?
答:中篇小说《凤凰琴》在《青年文学》1992年第五期发表后,编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读到《凤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地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然而,这并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写我一直在悄悄做着准备,无论是在青藏深处,还是东南沿海,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哪怕只是进去看上一眼,我也要进行一定的了解。
并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许多灵感。这么多年,有过太多想动手写作的欲望。去年有机会遇上一位来自西北的同行,他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原因。这之后,我读到一位同行的文章,写的是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
十四年后,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这两件事,都让我为之震撼。特别是后一件事,让我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同样是写民办教师的故事,如何处理《天行者》与《凤凰琴》的关系,您延展这一故事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九九二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只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一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那个时代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您认为,您在《天行者》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那些地方超越了《凤凰琴》?
答:十一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一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具体来说,《天行者》的故事虚构的成分有多少?请举例谈谈哪些是现实生活的影子?小说故事有原型吗?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原型。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一些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与当年写《凤凰琴》的时代、环境都不一样,十余年后,农村生活、学校教学条件的改善都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写《天行者》,写作的视角、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是不是要刻意与《凤凰琴》保持一致?(重点回答)
答: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这次写《天行者》,与十余年前写作《凤凰琴》的心情有什么不同?
答: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您在小说中,经由万站长提到一个概念,“界岭小学的毒”,“这三个人会让你中毒的”,这种“毒”让张英才在离开数年后,又回到界岭小学,也让土生土长的叶碧秋,时刻想着在自修大学毕业后,回到界岭教书。在您的眼里,“界岭小说的毒”究竟是什么?支撑这些民办教师天地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答:诚如万站长自己所说,他早就中了“界岭小学的毒”,所以才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种所谓的“毒”,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人们总在向往的人格魅力。昨天上午,我接到生产建设兵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钱明辉的电话,他刚读完《天行者》,在读的过程中,妻子很奇怪说他这么大年纪了,还不时去找毛巾。
钱明辉简单介绍过后,妻子从他手里拿过这本书,接下来反而是他的妻子,不停地要毛巾擦眼泪。我与明辉兄,只是十几年前见过一面,他很感慨地说,虽然兵团内部没有民办教师,但这些民办教师实在是太感动人了。对于毫不熟悉民办教师生活的人来说,人格魅力是没有界限的。
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现在回头来看,小说是否留有遗憾?(重点回答)
答: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作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小说中写到了多个人物,包括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余志、李子、叶萌、叶碧秋等,在这些人中,你最喜欢的是谁?为什么?张英才是个什么性格的人?您是否在张英才身上寄予了您的审美理想?(重点回答)
答: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信不信由你,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
小说对夏雪的悲情塑造似乎过于残酷,这样塑造她的好处在哪里?
答: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
说到农村教育,这些年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前往农村支教,他们的到来应该为农村师资力量注入新鲜活力,对于这支队伍您怎么看,如何评价乡村民办教师以及支教大学生所做的工作?
答: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有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你想在《天行者》中表达您的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是对民办教师的同情,还是对教育体制的控诉?您在《天行者》中对民办教师和农村教育的思考是什么?与写作《凤凰琴》时的思考有什么不同?
答: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的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现在许多地方取消了民办教师,对于“民办教师”这个职业行将终结您如何评价?您曾说过他们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请展开给予阐释。
答:“民办教师”是一段谁也绕不过的历史。称他们为“民间英雄”,是一种艺术的说法,就其贡献来说,完全应当称之为“民族英雄”!上个世纪后半叶,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国乡村中,大部分教鞭都执掌在“民办教师”的手里。
如果不是这类教师的存在,中国的乡村将会更加蒙昧。也正是由于民办教师的存在,后来出现的社会大变革,其艰难程度也减轻了许多。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
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
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依据官方的说法,“民办教师”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实际上,所谓解决,也就是“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乡村代课教师的出现。
他们的处境,甚至还不如当年的“民办教师”。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县委领导中,有些人很鄙视民办教师,说他们是不合格的教师,本来就该被淘汰。有人站起来,要在座的受过民办教师教育的人举手示意,结果,大部人将手举了起来。
这是一种谁也绕不过去的沉重的历史。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一类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