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教授郑宇副教授主讲“治理与外资:中国、印度与台湾”

201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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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2014年12月3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主题演讲第27期(总第98期)在复旦大学文科楼615室举行.来自康涅狄格

2014年12月3日,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主题演讲第27期(总第98期)在复旦大学文科楼615室举行。来自康涅狄格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郑宇做了题为“治理与外资:中国、印度与台湾”的主题演讲,国务学院周志成教授主持讲座。

郑宇副教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本次讲座主题的由来,他认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也引起了他对政治体制与外资关系的研究兴趣。按照传统理论观点,较之于威权或专制国家,民主国家由于其公信力强以及政治风险小等优势更能吸引外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民主和专制国家在吸引外资上并没有明显差别。

郑宇副教授通过对民主和专制国家的外资总量数据加以回归分析之后,发现政治体制和外资总量的关系并不是一条简单的曲线关系,而是呈倒U型。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政治制约性越强,虽然具备较高可信性,但会导致政策僵化,因此外资总量会减少;反之,政治制约性越弱,虽然具备较高灵活性,但会弱化政策可信性,所以外资总量同样会减少。由此,郑宇副教授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即制度是具备可信性和灵活性两大特征的,虽然一个国家的政体不会再短期内发生改变,但可以通过微观治理,即调节制度的可信性和灵活性并使两者更加均衡,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经济发展目的。

接着,郑宇副教授通过对中国、印度和台湾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外资发展情况作了详细阐述。对于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印度和台湾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郑宇副教授也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三者之间具备很大的共同点,即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大量外资的引入;另外,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点,即三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是威权或集权体制,具备的是可信性强的投资环境;印度是民主体制,具备的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而台湾则类似前两者的结合,是一个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体制。那么,三者为什么都能成功通过吸引大量外资并促使本国或本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呢?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三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

对中国、印度和台湾三个国家和地区外资情况发展的比较分析,郑宇副教授是以各自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作为切入点的。他认为,经济开发区不仅代表着政策优惠,更是政府对海外投资者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即本国具备可信力的政策和稳定性高的投资环境,而后者则是投资者所更为看重的。以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即中国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之初,中国的外资总量并没有大幅上升,而外资总量的大幅上升期恰恰是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原因就在于南巡讲话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国际投资者的承诺,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外资总量更是急剧上升。通过对印度以及台湾地区的描述和分析,也同样验证了制度可信性和灵活性对外资总量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

讲座最后,郑宇副教授也再次得出结论:制度同时具备可信性和灵活性两大特征,政府可以通过微观治理,即调节制度的可信性和灵活性来使两者更加均衡,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经济发展目的。当然,他也同时指出,本次讲座是其专著《治理与外资:中国、印度与台湾》的简单介绍,很多细节均未在本次讲座中涉及,并表示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