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儿童:哪里才是我们的家?
日前,由贵州警方侦破的震惊全国的“中国‘打拐’第一大案”,共解救儿童43名。其中,大部分孩子已找到生身父母,但目前仍有近10名儿童有家难归,暂时寄养在贵阳市儿童福利院,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
据悉,在2000年全国“打拐”行动中,共解救儿童1.3万名,许多家庭“破镜重圆”。但是,就在警方为一个个重享天伦的家庭感到欣慰的同时,一部分无人认领的获救儿童的处境却着实令他们感到了尴尬和痛心。
警方有关人员说,这些孩子的归宿问题,其难度已超过“打拐”本身。
近日,记者来到贵阳市儿童福利院,见到了10多名从中国“打拐”第一大案中解救回来的孩子,他们小的五六岁,大的已有十三四岁。在长达两年的期待中,孩子们无数次地呼喊:“我想妈妈,我要回家!”
福利院只是暂住地 获救儿童期待回家
福利院的老师们告诉记者,为抚慰孩子,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进行善意的哄骗:“再等半年,爸爸、妈妈就来接你们了。”但几个半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不再相信。一些孩子以厌学、偷盗、逃跑等行为来表现他们的失望情绪和逆反心理,让福利院穷于应付。
家的概念在11岁的兵兵(化名,下同)心中多么温暖具体:有了家,就有了爸爸、妈妈,就不会被人欺侮,就不会让同学瞧不起。他含着眼泪向记者说:“想家想得心痛。”
14岁的小亚总是远离群体,记者问:“想不想你的亲爸爸、妈妈?”他点点头。记者又问:“你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吗?”他摇摇头。福利院老师谭艳说,小亚2岁时就被人贩子拐卖到福建东部一个偏远的乡村,后又被层层加价转卖了两次。也许是孩子心里有着抹不去的伤痛,到这里后一直沉默寡言。他常常一坐就是一天,有时一句话也不说。
目睹同学有人接送 产生强烈自卑心理
谭艳说,两年前,贵阳市的一名男子来寻找多年前失踪的儿子,当他看到与他长相很像的小亚时,激动不已。为培养感情,每逢节假日就把小亚接回家去,而小亚也感觉找到了家。相处两个多月后,他们按规定进行了亲子鉴定,但确认他们并无血缘关系,小亚幼小的心灵再次遭受挫伤。强烈的自卑心理,使他开始逃学。在一次逃学中,被一伙不良少年打破了脾脏。为保证小亚完成学业,福利院将他转到了封闭式的工读学校。
曾任小亚班主任的贵阳市第23中学的覃亚老师说:“小亚在学校总是显得很压抑,缺乏想象力,好多科目的成绩都不及格。”他们发现,当小亚看到那些接送孩子的父母时,眼睛里充满了渴望,还夹杂着一丝自卑。
小亚向记者坦露,他愿意去工读学校,一是想有一个严厉的环境来管住自己,好好学习;二是不想再看见同学们有妈妈接送的场景。“小亚最近变化很大,上个学期所学科目都及格了,现在每天早上6时就起来跑步,晚上按时就寝,没事就看书。”福利院贺兴建老师说。
老师们发现,在美术课上,“缺乏想象力”的小亚居然画起画来。小亚说他最喜欢动画片《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主人公碇真嗣。小亚说:“我与碇真嗣性格相似,我们都不爱说话,都喜欢作战。”
记者在与小亚艰难的交流中了解到,这部动画片的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孤独的14岁少年,因缺乏自信,讨厌与人接触,但又渴望别人关心。他希望通过驾驶EVA(通用型人形兵器)作战获胜,以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夸奖。
难以割舍养育之情 渴望得到父母之爱
小亚在与记者长时间的交流中,从头至尾一直低着头,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沉默四五分钟,甚至更长。动画片中主人公的独白:“我想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抛弃我,能够重视我而已。”也许正是记者眼前这位孤独少年内心的独白。
贺兴建说,第一次亲子鉴定后,又来了一位张女士常接小亚回家。她发现小亚不仅与自己丢失的儿子同岁,而且某些特征相似。也许都怕失去彼此,也怕小亚承受不起,张女士决定不做亲子鉴定。
小亚轻声告诉记者:“我想做亲子鉴定但又害怕做。想做,是因为想得到更多的爱;怕做,是怕再次失去温暖,怕再被抛弃。”
据悉,渴望得到父母之爱的孩子们,在经历了长时间无望的等待后,目前已有5个孩子逃回养父母(买主)家,3个孩子逃离福利院。现在剩下的8个孩子,除了小亚年龄大一点外,其余都在12岁以下。爬火车寻找亲人又被警方找回的周晓俊,泪流满面地哭喊:“我想妈妈!我想家!”
亲生父母久等不至 无心读书开始逃学
福利院老师贺兴建说,这些孩子大部分与养父母(买主)有着深厚的感情,刚解救回来时,与养父母都保持着电话联系和书信来往。
12岁的加加在长时间无望的等待后,开始逃学,当福利院在1个多月后找到他时,发现他手臂上有多处刀痕,而且还染上了乙肝。远在广东的养父接到加加的信后,立即买好了药,坐飞机赶到贵阳看孩子,并请求公安机关让他把孩子接走。但法不容情,父子只得洒泪相别。养父走后不久,加加再次逃离福利院不知去向。
9岁的小鹰是这批孩子中最聪明、最好学的一个,还是班里的班长。自己的亲生父母久等不至,他悄悄给养父母(买主)去电话,约好在贵阳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随后,养父母把他带回了广东。
在福利院幼儿园,6岁的圆圆在记者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小声对记者说:“我想爸爸、妈妈!我的家在广东,我最喜欢家门前好多好多的红色喇叭花。”6岁多的小元怯怯地说:“我被亲妈妈弄丢了,是现在的爸爸、妈妈把我捡回家的。我到这里后,爸爸(养父)来看过我,后来他又悄悄走了。我晚上做了梦,看见长头发的妈妈和短头发的爸爸坐在火车上,他们拿好多东西给我吃……”记者离开时,几个孩子拉着记者的衣角不放:“阿姨,我想回家!”
贵州省公安厅大案处处长徐保平说,公安干警为解救被拐卖儿童,常常千里追踪,不辞劳苦,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但没想到“打拐”后出现的被解救儿童的归宿问题,比“打拐”更难。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打拐”行动就还不能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些孩子也不能说获得了彻底解救。
建议采取寄养办法 以便孩子健康成长
徐保平分析说,出现这种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拐卖儿童的生父母95%是流动人口,又多是超计划生育,生活困难,所以在寻找孩子生父母的取证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有的孩子在拐卖中已被多次转手,线索渺茫。
贵州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吴爱平说,这批儿童的养父母(买主),大都家庭条件比较好。孩子们从这些家庭来到福利院集体生活,存在一个磨合期,特别是孩子对养父母的情感依赖,是福利院所不能替代的。孩子们在这个磨合期中表现出来的想家、逃跑、厌学等现象,应引起重视。
吴爱平说,如果能尽快为这些孩子找一个家,既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又可解决福利院的后顾之忧。妇联建议采取“寄养”的办法,将孩子寄养在乐意抚育孩子的志愿者家中或“临时家庭”中,但必须与福利院签订合约,如找到孩子的生父母,应将孩子无条件送还。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