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和周保中 周保中身边的三位老战士还原东北抗战真相

三位曾经跟随抗联将领周保中并肩战斗过的抗联老战士,相聚在一起,重温枪林弹雨的抗日岁月,他们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

三位在抗日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身边工作和战斗过老战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老泪纵横。都发自肺腑地说:“我们能有今天,都不容易啊!”

笔者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抗联老战士刘义权家里,寻访到了这样三位抗联老战士:刘义权、冯文礼和关宝俊。其中关宝俊和刘义权曾先后担任过周保中的警卫员,冯文礼负责过周保中的情报联络工作。

三位耄耋老人相聚在一起,纯属一次老战友叙旧情的私人聚会。为了驱逐日寇侵略,他们少小年华就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那狼烟四起的岁月里同共赴国难、出生入死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如今,他们又相聚在老战友家中,再忆当年白山黑水之间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

在挂满各种纪念照片的刘义权老人房间里,三位抗联老战士,紧紧地相拥抱团,喜泪沾襟,往事如潮……

1943年3月,年仅13岁的刘义权加入了抗联小分队。他是三位老战友中年纪最小,也是参加抗联时年纪最小的一位。

刘老回忆说:“参加抗联小分队不久,我就参加了营救乡亲的战斗,那是我第一次参战。当时,十几名‘讨伐队’队员在日本鬼子的指挥下要枪杀反满抗日的群众。在这紧要关头,小分队突然发起袭击,消灭了几个敌人。我从敌人尸首旁拣起一支三八枪,又把敌人丢下的钢盔戴在头上。群众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就高喊:‘我是打鬼子的,是来救你们的!’我用刺刀划开捆在群众身上的绳子,与小分队把群众带到安全地带。

可是,我拣的那枝枪并没有归我。队长说:‘你要枪,就得自己去向敌人要去!’为了让我搞到枪,队长为我配了一个老战士,叫王国俊。他是当地人,对这一带很熟悉。由于我是外地人,在侦察中,我被敌人发现,遭到追击。我和王国俊分头跑,在一个石砬子旁,冲出一个姑娘,她把我拉到小山洞里。询问中得知,她叫翁淑贤,16岁,父母都被日本人杀了,从辽宁桓仁县来到这里投奔叔叔。我告诉她我是抗日打鬼子的。

她说,我看敌人抓你,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这么小就敢打鬼子,真是好样的。天黑时,我被翁淑贤带出了虎口。翁淑贤救我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王国俊。通过做饭的内线,我们趁大地主陈家模办60大寿的机会混了进去。我扮成送水的,利用到各屋送水之机,偷了一把盒子枪。但是,慌乱中我没有带走枪套,结果很快被日本‘讨伐队’发现。敌人追击我,在内线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脱身。事后我知道,王国俊第二天被敌人抓到了,他受了很重的刑之后什么也没说,最后被敌人活埋了。

刘老继续回忆道:“我后脱身,来到江边的唐作文家,他用船把我送过浑江,我找到了抗联小分队。之后,日本鬼子把他抓走了,用绳子拴住双手再用马拖着跑,又灌辣椒水。幸好后来江里发现了一具死尸,鬼子以为那就是抗联战士,唐作文才幸免一死。”

刘老告诉笔者:“1943年10月,我随抗联小分队辗转到达苏联后,被编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直属连警卫班。尽管我当时年纪较小,但机灵勤快,深得时任教导旅旅长的周保中将军的喜爱。很快,我被安排在周保中将军的办公室担任勤务战士。1944年初,我成了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我担任周保中警卫员的6年时间里,曾先后陪同周保中去见过斯大林;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随周保中赴朝鲜向金日成求援;1949年8月又随周保中赴北京接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朝鲜战争暴发后,1950年9月,我才离开周保中赴朝鲜参战。”

刘义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不得不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1992年离休后赋闲在家。正因为刘义权有在苏联战斗过和在周保中将军身边工作过的特殊经历,1995年,他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在我们去采访的前几天,俄罗斯联邦政府再次授予他“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两次获得俄罗斯联邦政府最高荣誉,这在原抗联老战士中是屈指可数的。

冯文礼是三位抗联老战士中最早参加抗日队伍的。据冯老回忆,1920年,冯文礼出生于从黑龙江省桦南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5年,时年15岁的冯文礼参加了抗日队伍,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2教导队的战士,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军旅生涯。

最令冯文礼老人难忘的一次战斗是李家屯之战,1936年腊月,黑龙江土龙山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冯文礼所在的抗联队伍与日军讨伐队遭遇。当时只有16岁的冯文礼和22名战友正在李家屯催供养(军饷),天还未亮的时候,日军有120多名骑兵,挥动马刀厮杀而来。冯文礼和战友们迫于敌我众寡悬殊,不得不撤退到屯子东边二里地的一个院套里,日军将屯子团团包围起来,23名抗联战士一直蛰伏到天黑才向日军发起猛攻,突围出去。冯老说:“我们有一挺歪把子机枪、7支匣子枪,还有一些***,队长一声令下,我们23个人向着日本鬼子一齐开火,最后冲出了重围,我们没有一个受伤;我们干掉了30多个鬼子,30多匹鬼子的东洋军马。第二天天亮,鬼子开着大卡车来收尸。”

冯老说:“1938年,组织派了三名战士到苏联去学习无线通信技术,我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姜墨林和陈玉华(这两人后来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回国后,我成了一名情报联络员,经常给时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的周保中送情报。周保中对每一个情报都很重视,当时抗日联军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作战区,情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非常重要。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周保中的警卫员关宝俊和刘义权就慢慢的相识了。记得第一次见到关宝俊是在1938年冬天,当时关老二十出头,浓眉大眼,办事干脆利索。我与刘义权第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底,有一次我去送情报,在周保中的办公室里见到一个十多岁的机灵少年,一问才知道是刚到苏联不久的刘义权。后来,我们俩人就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记得很牢,刘义权亲自驾驶吉普车把我从苏联送回到中苏边境”。冯老回忆起昔日的战斗友谊时,脸上现出了幸福的光晕,再一次沉浸到当年金戈铁马的情景中。

冯老继续回忆道:“情报联络员非常危险,常常被日伪特务和走狗跟踪、暗杀。1939年冬天,我和姜墨林去给周保中送情报,途经桦南县明义乡,我们远远看见日本讨伐队五六十人骑着马,举着太阳旗想我们追来。当时姜墨林只有16岁,我们都打扮成学生模样,会讲几句日语。见日军追来,我们马上进了屯子里的一户人家的家里。四个日本鬼子腰里别着东洋马刀,也跟着进来了,几匹马在门外打着响鼻。一个为首的鬼子头目问一老太太:‘这两个人,是你的什么人?’老太太回答说:‘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时候,四个鬼子看了看我和姜墨林一眼走了。其实,进到屯子里是想找人力和马车,拉走抗联8军4师撤退时遗下的东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冯文礼在牡丹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10月被组织派到松江省(1949年改为黑龙江省)省委党校学习半年,1948年毕业后分配到省松江省财政厅工作,1952年因病休回到老家农村。从1983年开始,冯文礼一直享受红军老干部待遇。

88岁的关宝俊老人,是三位抗联老战士中,年纪最长、命运最坎坷的一位。据关老介绍,他于1917年出生在黑龙江桦南县脱腰子镇大酱缸村的一个贫苦农户家里。1936年,他成了抗日联军第11军的一名战士,1937年春进入抗联第5军教导队学习后就留在了5军。从此成为周保中麾下的一名战士。

已近90高龄的关老听力不灵,但思维还比较清楚。他用浓重的东北方言慢慢回忆道:“1938年秋天,我们的队伍在虎林县一带活动,在沙岗国祥街基一战,从早上7点一直打到天黑,结果我们50多人牺牲,日本骑兵和蒙古达子(蒙古伪军)死了100多人。抗日联军撤到苏联后,从1942年起,我就给周保中当警卫员。

1943年9月,我得了肺结核,经常咳血。由于当时条件很艰苦,没医没药,后来被送到苏联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才有了明显好转。为了防止把肺结核病传染给其他官兵,抗联领导人决定让我秘密潜回国内,收拢抗联失散人员。在我临行前,周保中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不仅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和我的家庭情况,而且还对我回国后的工作任务和需注意的事情都一一作了布置。离别时,他抓住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周保中是一个很懂得关心爱护战士的将领,不论是他身边工作的人,还是他领导下的所有抗联战士,他都特别爱护。因此,我们抗联第五军的官兵都亲切地称他‘老母亲’军长。1944年初,我从苏联回国后,就由刘义权接替我担任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

我们从关老断断续续不甚连贯的回忆中,大致得知:回国后的关宝俊祸不单行。不久后,日军就以***嫌疑人员的借口把关宝俊抓走,并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凶残的日军从关宝俊身上始终找不到任何破绽,便把关宝俊抓去作了劳工。半年后,关宝俊寻得机会终于逃了出来。可是回到家中,才知道父母亲已经亡故,妻子也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三个嗷嗷待哺的的孩子。命运的变故给关宝俊带来沉重的打击,使他一度几乎失去生活信心。后来,关宝俊又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隐居乡间。直到最近,刘义权通过多方打听寻找,才得知关宝俊仍然健在。于是,阔别数十载的三位老战友得以重逢。

回忆起昔日生死与共的抗日岁月,三位抗联老战士眼噙泪花、声音哽咽。提起过去关心爱护过他们周保中将军,他们的言语中充满了敬仰和怀念之情。在周保中身边奋斗了6年之久的刘义权老人深情地说:“周保中将军不仅是我的首长,更是我的引路人、我的导师、还是教我学文化的教员。”

活着就是幸福!三位曾经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情不自禁地发自内心的感慨:我们能活到今天,真不容易!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