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之墓 法治与人治 胡汉民反蒋之谜

胡汉民发迹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还微不足道。正是因为胡汉民的支持,蒋介石在1927年4月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很快胡汉民就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坚决反蒋的道路。这里有着曲折复杂的内幕,其经过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与领袖,与汪精卫、廖仲恺同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助手。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委任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广东国民政府。

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国府常委兼外交部长,廖仲恺为国府常委兼财政部长。是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牵涉到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这给蒋介石的崛起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蒋介石利用“刺廖案”与汪精卫联手,打击胡汉民,以“保护”为名将其遣送国外。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自己很快掌握了军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胡汉民 1927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

4月,汪精卫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此时,胡汉民刚从欧洲归来,在他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胡汉民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不久,胡汉民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辞去本兼各职,与孙科、伍朝枢同赴欧洲考察。

18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各集团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占领北京,易名为北平。 此时,胡汉民也从欧洲归来,欲从香港去上海,再转道南京助蒋一臂之力。

不少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许崇智、居正、谢持等来劝阻,希望他不要忘了以往的教训,不要去南京帮助蒋介石。胡汉民却认为:“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表示帮助蒋个人,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革命的使命,你们应该把对人的观点改成对事的观点。

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蒋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的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个所谓的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 1928年9月,胡汉民抵南京后,按他的设想是自己主党政,蒋氏主军政。在胡氏看来,按照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和“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计,在“训政时期”党是替代人民行使政权的,行使政权的核心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只有把这四权行使好了,才能保证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作为党与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类似于西方议会,但非选举产生)具有创制与立法的最高权力;作为治权系统的立法院,主要是对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纲要进行具体化、条文化,做出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规定。

胡氏要利用“以党治国”的理论,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和立法院,实现其建立民主中国的理想。胡汉民到南京后,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立法院院长之职。

很快,胡汉民耿介的性格与民主的思想就和蒋介石独断专制的作风发生了矛盾。蒋介石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兵权,先在政府里给冯玉祥系安排了几个部长的位置,打败桂系后,又把给冯玉祥系的位置给了阎锡山的晋系,后来为拉拢张学良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又将这几个部长的位置给了奉系。

对此,胡汉民表示反对,他说:“一个政府立足,不应该用拉拢凑合的卑鄙手段……蒋介石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于冯、阎,我己经反对,现在又施于张学良,我当然也反对!

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样滥给人。” 蒋介石气得大发脾气:“我要辞职,让姓胡的去干吧!”吴稚晖慌忙来劝胡汉民:“这样下去,介石要辞职了。

”胡汉民傲然说:“介石要辞职,何必告诉我,我只问道理对不对,政府像不像政府,其余的我都不管。他们这样闹,全没体统!你应该将我讲的话去转告介石才对!” 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公使重光葵签订“中日关税协定”,立法院立即提出质问;张学良与苏联进行中东路交涉,立法院也提出质问。

胡汉民的做法令蒋介石大光其火,说:“事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做,是不是想推翻政府?” 胡汉民一步不让地回答:“提出质问是立法院职责所在,在职责范围内,我不能不问。

不能因为我提出质问,就说我想推翻政府。王正廷与张学良擅自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许可,是违法的!” 当时蒋介石打败各派地方实力派后,其独裁专制日甚一日,准备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确立总统制的训政约法,以实现其当总统的野心。

胡汉民认为,蒋氏要制定约法当总统,这就意味着他的党制理想不能实现,意味着他欲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掌管“党务审查”,把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欲借中央政治会议把南京政府变成“党治政府”的计划全部落空,他所主张的党国政府要变成蒋记独裁政府。

因此,胡叹民极力反对制定约法,更反对国民会议选举总统。 在国民党南京中央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胡汉民发表文章指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决议将总理所著的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现在又谈约法,岂非将总理遗教撤开而另寻别径?”这就使胡、蒋的矛盾继续扩大。

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戴季陶等人控制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企图像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来操纵国民会议。

胡汉民决定不再继续妥协沉默,决心与蒋介石较量一番。 1930年11月12日,四中全会开幕。胡汉民主张全会的任务是“严正地检查过去,策动将来”,而蒋介石则强调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胡汉民退让,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

他在谈话中指出:蒋介石所述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是违背先总理精神的,孙中山从未谈过国民会议应当制定约法。

国民党中有不少人不愿选蒋介石当总统,自然也反对制定约法。 1931年2月28日晚8时45分,胡汉民赴蒋介石晚宴,当他到达三元巷总司令部门口时,即被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扣留。

吴思豫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胡汉民打开一看,里面罗织了胡的所谓几大罪状:(1)勾结许崇智;(2)运动军队;(3)反对约法;(4)破坏行政。 吴思豫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 深夜12点,蒋介石终于盛气凌人地来了,劈头就是;“胡先生,你为什么反对我的约法呢?” 胡汉民反问:“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吗?你的约法给我反对了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

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照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我说总理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没有说国民会议当编订约法……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即使是我首倡,但你也附和了,己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主张。

再退一步说,你四天前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今日你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抑或是昨是而今非?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人可以代替你补好。

这是我创造的格言。这句话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我早就想辞职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 蒋介石狡猾地回答:“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

今后遇事,我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第二天,胡汉民被迫写了辞职书,被吴思豫派人送往南京东郊的汤山温泉“疗养”去了。

两广方面的军人听说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主张出兵北伐打南京。汪精卫等人伙同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即行引退”,“释放胡汉民”。5月27日,汪精卫等乘势打起“救党护国,打倒独裁”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召集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做广州国民政府主席。

正当宁粤间加紧备战、剑拔弩张之际,平地一声霹雳,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南北两政府皆谋求谈判。

广州方面坚持:蒋介石必须释放胡汉民,然后再举行和谈。在粤方压力下,10月14日,蒋介石终于释放胡汉民。 从此,胡汉民便痛下决心,立志倒蒋。

他在致同志的密札中称蒋介石为“蒋门神”,又简称“门”,信中说;“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 他在致广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等人的信中明确指出:“迫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10月27日,宁粤双方召开了“上海和会”,粤方谈判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人坚持南北统一的条件是:军人不能担任政府主席,不得为五院院长,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职位等,都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门提出来的。

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略谓:“胡汉民等同志微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

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胡汉民迫蒋辞职的计划获得初步胜利。

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华北危在旦夕。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此时胡汉民已在国外。他在致函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信中说:“某(指蒋)为不抵杭主义者,华北为某所有,则抗战之希望已成灭绝。

在此时,对内对外,非设法打破某在华北之阴谋必无以策善后。”信中还提出四项方法: (1)选派军队北上,参加华北抗战,“一以示西南抗日之诚,一以作华北将领之气,亦以戢某对日妥协之谋”;(2)成立华北军事组织。

西南方面予以人才、经费之接济;(3)华北军事组织尤须“以抗日救国为名”,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及东北军旧部。西南方面选派人员参加;(4)在北方成立西南统一办事机构,委派有资望、能力同志前往主持。

最后,胡汉民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万不能持徘徊观望之态度”,“惟有投袂奋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胡汉民还制定了筹组西南联军,以蔡廷锴任指挥,出师武汉的反蒋计划,并决定在时机成熟时回国主持,宣布反蒋。

在胡汉民这面反蒋大旗号召下,西南各省对南京政府持半独立态度。 在全国抗日呼声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蒋介石意识到如再坚持对日妥协方针,便会遭到各派和全国人民的唾弃。

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李烈钧、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抗日救亡大计提案。在同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胡汉民当选中执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亦派戴季陶等人飞赴广州,会晤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谈合作之事,敦请胡汉民回国。

1936年5月12日,回到广州的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突发脑溢血,延至下午7时4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57岁。 胡汉民之死并没有给蒋、胡恩怨画上一个终止符,蒋介石借机对西南用兵,终于导致两广“六一运动”的爆发,这算是蒋、胡恩怨之余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