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作品 傅国涌先生的新作《偶像的黄昏》
傅国涌先生是位有积淀、有眼光、有情怀的学者。他经年致力于钩沉近现代史事和人物,发掘暌违已久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传统,以之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并由此感怀时事、臧否人物。阅读他的文字,时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怅惘、冷峻和忧思,催人警醒,令人低徊。
从《追寻失去的传统》到《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从《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到《偶像的黄昏》,短短两年多时间,傅国涌就有四本文集问世,其勤奋不难想见。与前三本书各自集中阐释一个命题不同,《偶像的黄昏》收入的文章比较多样,既有人物点评,也有世相杂谈,既有学术文章,也有读书杂感。正因为此,本书或许更能见出傅国涌先生的视野和关怀。
书名题作《偶像的黄昏》,乃是源于放在卷首的同名文章——《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对于至今仍然迷信金庸的人们来说,这篇文章实不失为一服清醒剂。在给金庸作过传的傅国涌看来,金庸仍然是个传统士大夫:崇拜至高权力,迷信好人政治;认定“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媒体要听从政府指挥;绝对仇视美国;始终贪恋财富。
“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他还没有走出古代。”傅氏对金庸的这一“定位”与胡一刀相似。
胡在《金庸与韦小宝》(2001)一文中说:“所可惜者,身为多寿多金的社会贤达,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进,政见每多保守。”“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傅氏在分析了金庸的四个精神来源后还有此一叹:“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
除了金庸,被傅氏颠覆的大牌偶像还有李敖和王朔。其中对于王朔的蹿红,傅氏指出“在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民族里,王朔注定了要成为万众仰视的英雄、明星。这是一个人们什么也不信的时代,王朔的登场正好以他那些别开生面的胡侃神聊掩盖人们内心的恐惧、怯懦和无聊”:“王朔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丑陋与卑怯”。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写于1976年的一本描述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犬儒主义的书中,曾引述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苏联异议人士的话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
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正如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王朔小说可以“上天入地”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与上述几篇文章相比,《打翻的五味瓶——中国人走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虽非一篇颠覆偶像的文章,但也可纠俗见之偏,从而使不倒的偶像更加真实。比如对于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一般都认为是鲁迅自谦的结果,似乎不自谦就一定如何如何,但其实这自谦未尝不是基于冷静与理性的判断。
鲁迅在1927年9月27日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成就,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呐喊》集中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尽是插科打诨。”虽然夏的观点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使得人们冷静看待鲁迅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