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王陵基 国民党上将王陵基三次逃窜最终被捉

王陵基,又名王方舟,四川乐山人。王曾任川军营、团、师长,四川省保安副司令,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江西省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1949年,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王陵基演出了一幕幕逃窜丑剧…

1948年4月,蒋介石免去邓锡侯四川省主席职务,将王陵基由江西调入川继邓。

1949年秋,解放大军人川,其迅猛之势非王陵基所预料。因此,原来所谓“安川应变”等计划,都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神速进军而彻底粉碎,这时的王陵基已不是计划怎样负隅顽抗,而是该作如何逃窜的打算了!

王的逃窜计划原来是: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不能保守时,便退到川南,由乐山沿沐山、马边、雷波、屏山进入西康,然后伺机行动。这个计划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意见。后来,王陵基突然改变计划说:“不到乐山了,改走雅安进西康。

”还说:“这回变更计划是同胡宗南商量,经老头子(指蒋介石)批准的,改走雅安进西康,容易把刘文辉吃掉。”其时他已经布置分两路进兵:一路由保安旅长陈渔浦率领保安旅及3个保安团,经丹棱、洪雅赶赴雅安;一路命令警保处长吴守权指挥易铁铮的一团和另外几个团,沿成雅公路前进,目的是先拿下雅安。预定到雅安后,才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招牌并宣布四川省政府的改组。

12月10日下午,代理西南长宫胡宗南乘坐遮蔽严密的吉普车来官邸会晤王陵基,胡仍然是要王陵基先去雅安,分手时胡宗南还说:“方舟兄先辛苦一下,我随后就来。”

此前的12月9日傍晚,杨森和孙震由重庆溃退到成都,杨森来看望王陵基(孙震未来),两人苦脸相对。杨森垂头丧气地说:“局面到此地步只有去台湾了!”并说:“解放军广播要我不走,我杨子惠老都老了,还能失节吗?”杨起身告辞时,特别叮嘱王陵基说,胡宗南这个人不够朋友,要谨慎防备,王黯然点头。

第一次逃窜:铩羽而归

12月12日傍晚,王陵基紧急离开成都,第一站是新津。随行人员有:四川省民政厅长宋相成、四川省田粮处长王崇德、四川省保安副司令林茂华、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王永庆、参谋处长邬灿、副官处长王沣、经理处长罗有邻、委派(未到职)的资中专区专员陈良基、机要秘书周德清、刘自新(成都中央日报主笔)、侍从副官徐士毅等。

由省田粮处长王崇德率领的另一些人,则于忙乱中分头购买军粮,保安第五团团长刘泽率领该团随行。王陵基乘坐财政部长关吉玉由蓉逃台前送给他的一辆新轿车。

成都去新津90华里路上,兵车不绝,来往部队拥塞,混乱不堪,河面搭起浮桥,县城内外兵山—座。半夜到达县城宿县政府,王陵基同几个亲信住在内院,林茂华等住在外院。到达新津的次日,又有追随者赶到,那便是遂宁专区专员李泽民、江北县县长王广来。

李是CC分子,曾充当过自贡市市长,原与王陵基不熟识,星夜奔投,王很赞赏;王广来是中统专员,抗战时期王陵基的三十集团军驻江西武陵、修水广带,王广来由教育部派去督导战区教育与王陵基拉上关系后,任江西省政府主任秘书。

王陵基调入四川后,王广来于1949年才由湖南携带一们儿子赶来成都,初拟升为专员,因其来迟,乃“屈就”江北县长。此时王陵基的“四川反共救国军”虽还没有打出旗号,实际上四川省政府民政厅长宋相成已被任为参谋长,邬灿协助指挥军事,陈良基参与策划,林茂华、王永庆两人却没有过问。

13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的消息传来,王陵基气势傲慢、满不在乎地说:“早在我意料之中。”

16日,王陵基一行从新津到邛崃,守卫城门的是阎锡山拼凑的杂牌队伍“战斗内阁警卫军”,仅有人枪数百,中统分子张汉杰渗入该部守城,中统人员的眷属也随军行动,情况十分混乱。当晚住宿县府,夜间突然听说解放军要来围城,这时情况不明,不知是哪支部队围城和有多少人围城,王陵基局促不安,次日拂晓便仓惶离工隧往大邑。

17日到大邑,行抵王驷营地方,遇到驻在大邑县城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派队前来迎接。到达大邑县府时,彭斌亲自邀王赴晚宴。不料后来彭斌突然不辞而别,乘隙离去,晚宴未成,情况越显紧张,相顾—筹莫展。

18日清晨,王陵基把罗国熙(军统分子,泸县专区专员)送给他的几箱左轮手枪,命人抬来当众散发,每人各领去两三支不等。这时投靠王陵基的彭斌已背信弃王,刘泽的保安五团又与王失去联系,王陵基完全成了光杆司令。他命令王崇德出城寻找,结果仍无下落。

傍晚时刻,王决定离开大邑城,所有大小汽车及行李装备全部丢弃,轻装向温江出发,企图突出包围圈。王陵基虽有一乘滑竿,也不敢乘坐,只得随同众人徒步奔走。是夜,在去温江途 中的龙凤场歇宿。

王与国民党省党部川南办事处处长先大启住在一间矮小狭窄的屋里,一灯如豆,倍觉凄凉,两床相对,沉默无言。后来还是先大启打破沉闷空气,对王说:“如果不改变原来去乐山,走雷、马、的计划,可能不会到此地步!”王应声说:“是啊,要是去雷、马、屏,也许不会至此。

”接着他便倾吐积郁,诉说衷肠,说他原来也想逃走台湾,但已向蒋介石表示守土有责,恐怕去了日子也不好过。又谈到和共产党的问题说:“郭秉毅(刘湘的核心人物)给我做了许多工作,但我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的‘三·三一’惨案本来是蓝文彬搞的,却全记在我头上,连二十一军搞‘清共’也都算在我头上。

如果共产党算旧账,我是说不清楚的……”这天晚上,王陵基被苦恼的回忆折磨得通宵达旦。

19日,王步行到崇庆县怀远镇,住区署。王陵基打电话给元通场的黄润余(曾任川军旅长,清末在四川武备学堂与王同学,其弟黄润泉于保定军校毕业,亦曾任川军旅长,又一弟黄润琴任崇庆县参议会议长)。黄氏兄弟三人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元通场素有“元通国”之称。

王要黄润余来区署会晤,并嘱顺带狐皮袍一件来(黄送来皮袍,王又要他带回去,说是开玩笑的),还要他带些腊肉请客。为时不久,黄润余和他的侄儿黄光辉(国民党团长、土匪头子),率领一批袍哥武装,乘十余滑竿赶来见王。

晤面时,黄润余劝王不要在崇庆县久留,因其目标太大,怕给县城惹麻烦,旋即匆匆辞去。黄润泉也来电话,要王离开崇庆县境,语气近似胁迫。王陵基对此只是摇头叹气,连称黄润余弟兄太不讲交情了!

在怀远镇停留时,保安十二团尚驻该县境内,团长李恢五系军统分子,人枪均系军统酉2备,王陵基调令该团开来待命,李竟置之不理。其时尚有成都军校学生和宪兵团等部队驻在该地,约有二三千人。军校学生愿受王的指挥,王命分三路战斗行军,朝温江前进。途经黄氏弟兄所盘踞的元通场,黄氏兄弟站在场外高地远远嘹望行军情况,用意不明。王陵基顾虑黄氏兄弟会下手,发生意外,急忙指挥所有部队疾行而过。

20日中午到达温江县苏家渡,在前团练局长大地主陈吉三家里住宿。陈吉三已死,由其子出面接待。该地驻有两支由袍哥、土匪组成的队伍,—支是军阀田颂尧之弟田泽孚率领的“反共游击纵队”。田曾任二十九军旅长,解职后将人枪拖回龙泉驿老家大搞袍哥活动,是简阳、金堂、华阳、成都四县边区东山108个码头的“总舵把子”。

另一股是成都中统分子“大中社”袍哥组织头头刘国辉组成的。成都中央军校教导二团、教导五团政工主任张元佑(中统分子)和一些溃散的分子,亦来与刘国辉合伙。刘国辉和其政工室主任郑政(中统分子)、张元佑几个拜会了王陵基,表示听从指挥,此时王已成了—个光杆,也想抓点人枪壮壮声势。

宋相成建议:把刘国辉抓来作警卫队伍。于是王陵基向刘国辉打气,封官许愿。教导二团的机炮枪支系成都军校所发给,在各反动游击组织中算是比较好的。

王陵基到苏家渡,其保安五团团长刘泽亦随即赶来,此时王对收容残部又存幻想,为了激励所属,亲笔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派令条子:委派吴守权为“四川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彭斌为第二军军长,刘泽为教导师师长。

除刘泽在场接受委派外,吴、彭两人早已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委派令。是晚,王陵基认为事已到此地步,只有赶回成都看看情况,找胡宗南商量再说。过温江在专员冯均逸处稍事停留,并急派人把田泽孚找来,田将自用的吉普车借王乘坐。

21日晨,王陵基带副官徐士毅乘车返蓉。王陵基第一次逃窜,历 时10日,铩羽而归。

二、第二次逃窜:暂避宜宾

王陵基回到成都,胡宗南已先行逃走,所部交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指挥,向西昌方面逃窜。此时壬陵基状极狼狈,即与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通电话,王怒责胡宗南弃职一逃了事。贺对胡亦深为不满,当即找到西川电政管理局长挂接台北电话,俞济时代蒋介石接听。

王向蒋介石告了胡宗南擅弃职守一状,接着王诉说局势如此,无能为力,要求蒋派一架战斗机来接。俞停话向蒋请示,蒋允如所请。因为当时成都机场已经停止飞行,决定在凤凰山机场跑道 铺设白布作为降落标记。通话毕,王当即派人在凤凰山机场守候。

22日拂晓,王陵基估计飞机无望,决定再次到新津找李文。在双流县政府休息时,县长缪向辰说新津方面胡宗南部与解放军炮战激烈,又见胡宗南部溃退下来的伤兵不少,王陵基知情况紧急,准备就地逃走,找当地人士彭润之来县府商议(王早年任川军团长时,彭润之任上校军械处长,系旧川军第三师同事)。

彭简单谈了—些必要时可逃走的方向。王陵基又访驻双流县城的胡宗南部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目的在于了解—下情况。该兵团部正准备撤走,但李振办公室内的壁上军用地图尚未取下。

李寒喧两句后说:“这个仗已经不能打了!”指着地图说乐山方面解放军有8个军,仗不能打只有回成都。接着又说胡宗南个人走了,但把他的部队分割使用,弄得仅能指挥两团人,言时愤愤不已。

王陵基在这样的情况下,话不 能再谈下去,就起身告辞。抵达新津,不敢进城,坐的一辆卡车,因部队密集无法通过,只好弃车步行,傍晚才到渡河去羊场的岸边。胡宗南部队的车辆马匹争先渡河,仅有—二只木船,在河边候至深夜仍无法上去,只好在渡口边—农家休息。

这是一间用包谷杆搭的小屋,主人因逃兵劫避走,室内除乱草破床外,空无一物,王陵基叹息这家人太穷了。一天疲乏,大家只好挤在—起养养神,并商定次日天一破晓便抢先渡河。

次日渡河车辆马匹渐火过渡后,在羊场准备买点饭吃,却碰上新津胡宗南残部撤退下来,场面非常混乱,只好胡乱吃一点食物,即沿邛崃公路奔去。不多时刻,胡宗南部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由一簇卫兵跟随逃来,胡见王陵基,即让马给王骑,还告知李文兵团分三路行进,李文走中路,经邛崃县五面山趋蒲江县属西来场(五面山距西来场约10华里),第三军军长兼成都防卫司令盛文在左翼经寿安镇奔蒲江会合,胡长青总的逃窜目标是雅安。

王陵基得知情况后,决定先单骑会见李文。此时沿公路逃窜的胡宗南部,尽量将车辆焚毁,遗弃的炮车、卡车、吉普车,触目皆是。王陵基在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见着李文,决定同李文—起走中路。

24日晨,王陵基—行到五面山,李文的司令部设在当地的徐姓农家。徐家兄弟合住一个土墙围着的大院,进门右侧有—个碉楼,李文和他参谋长吴某住在碉楼上。王陵基一行被安置在右侧墙外一间房内,李文的特务团也住在那里。

那里为—丘陵地带,到处是堰塘冬水田,附近散住些残部,粮食告尽,士兵杀马充饥。李文命令所部打开一条出路,但已进入解放军预置的口袋内,无法突围。入夜,四面山上的解放军大声喊话,叫李文立即放下武器,并给李文部官兵送茶水,军心愈见动摇。

李文在碉楼上走来走去,自知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了。深夜,解放军枪炮声又密集震耳,李文通知王陵基等临时进人院内,在一间屋子地下铺子—些稻草休息,王陵基叹息地说:“这便是寄人篱下的滋味。”

24日早晨,枪炮声转入稀疏。李文认为官兵无粮,无力再战,为今之计只有投降一途。王陵基看见胡宗南这个“王牌军”不过如此,频频摇头不已。开始,李文部属对向解放军投降还不清楚,下午李文打出白旗五条件投降,消息终于迅速传开特务团长向王陵基表示,他本人没有问题,怕下面会出来指认。

傍晚时分王陵基决定单独逃命,先叫背黄金的卫士将黄金投入附近水井内,然后示意同行自谋去路。王换上便服,将平日墨镜带上,与同行凄然作别后,独自逃往乐山、宜宾。

三、第三次逃窜:最终被捉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成都解放,但王陵基却下落不明。

1950年2月6日上午,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接得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永利轮船从宜宾开下来,已过南溪,船上藏有战犯宋希濂。其人50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长袍,戴眼镜,脚穿鸡婆鞋(棉鞋)。请严加检查,勿使其漏网。”孙仲远接完电话,立即向县委汇报,并马上召集公安干警作紧急布置。不久,又得宜宾专区军管会电话:“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江安是四川南部的一个县,县城滨临长江南岸,上距专区所在地宜宾96公里,下至川南行政公署所在地泸州60公里,顺江东下可直达重庆、武汉、上海,如让王陵基溜过江安,混人大城市就麻烦了。

孙仲远局长的布置是:将公安队分为三个小队,一个小队由队长倪慎民率领去上游的牛角坝沙嘴上;二小队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居中,在轮船码头附近;三小队由副队长杜明仁率领,去下游龙门口。任务都是招呼通知永利轮停靠,如不听招呼,即由第三队鸣枪示警,强令其靠岸。为防止万一,同时用电话通知下游的纳溪县和泸县公安局,请他们作好准备,如江安没有拦住,请他们继续拦截检查。

布置到位后,就见永利轮从上游南溪方向急速开来。一小队战士即大声喊话,喝令其停靠,但该轮不予理睬,仍靠北岸急驶;二小队用旗语通知傍靠,其仍不予置理。此时,三个小队均鸣枪示警。龙门口的机枪打得江心水花四溅,永利轮才被迫转头向南,在码头上停靠。

永利轮刚刚靠岸,孙仲远即率干警数人上船,先向乘客们说明有特殊任务,需要进行检查,请大家不要惊慌,同公安人员合作。全船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干警们按前述特征,查出50岁左右的嫌疑者40多人,为防止遗漏又叫乘客们通通下船,再在码头上—个一个地辨认。最后将嫌疑重大者队带到公安局讯问,其余乘客仍回船休息,永利轮暂时停开,在江安过夜,于次日放行。

带到公安局的人由孙仲远亲自逐一询问,曾经见过王陵基一面的公安员梁明光协助。其中发现一人鼻梁上有架过眼镜的痕迹,问他的情况,他说:“我叫戴正名,开县

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梁明光问:“你是开县人,为什么操乐山口音?”此人无言以对。随即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别无他物。孙仲远问:‘你姓王吧?”那人把头略一抬,似乎有点吃惊,遂又故作镇静,沉默无言。孙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王陵基?”那人迟疑丁一下,说:“王陵基早飞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这—回答恰恰露

了破绽,一个商人怎么知道王陵基已飞台湾了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孙仲远立即找一些江安同志问城里还有谁认识王陵基。有人说,有个旧时的水上巡官姓缪,受训时见过王陵基,可能认得;有人说,曾举才是省参议员,开会时王要作报告或讲话,可能认得;还有人说,金叔衡是王的老部下,当过他的参谋,因不顺王而丢了官,可能愿意辨认。

大家遂急速分头通知这几个人。曾举才拒绝前来,缪某看后说有点像,但拿不准。金叔衡辨认前说:“我看后如不像,我口说不是,但点头;如果像,我也讲不是,但摇头。

”大家如是约好。金叔衡见了“戴正名”后,一边说不是,一边摇了摇头。当“戴正名”被问及:“你还认识你这个金叔衡老部下吗?”只见他细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得老大,狠狠地瞪了金叔衡一眼,随即把头低下,再也不抬起来了。

金叔衡毕竟离开王已十多年,为慎重起见,他又提供一条线索:“王陵基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的。”于是,孙仲远让“戴正名”在大院里走了一圈,果然是高一步低一步的。虽然如此,大家仍不敢拿走路姿态来最后判定。

金又建议:“叫他写字,王陵基的笔迹我认得。”孙又叫“戴正名”用毛笔写了“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产,这次从宜宾下来”一段话。金叔衡看了肯定地说:“这是王陵基的笔迹无疑。”王陵基终于落网。

当进一步审问确实后,孙仲远马上电告泸州川南行署公安厅,并选派一批精干的公安战士,当日专船将王陵基押送泸州,同时归案的还有王的随行副官戈若梁、张鹏翔二人。

原来,王陵基1949年12月25日那天经丹棱、洪雅、夹江、乐山等县,辗转逃到宜宾,找到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要杨设法帮助他乘船东下,待机逃往台湾。杨以殊礼相待,腾出僻静单房让其居住,一日三餐供以上等饭菜,并让其保姆(姓名不详)送至房内单食,引起这位保姆怀疑。

1950年2月6日,杨安排王陵基搭上去泸州的直航船永利轮。“客人’走后,这位保姆立即向专区公安处报告,只是说这个人胖胖的,戴眼镜,50多岁,像是个大官。公安处先是误断为宋希濂,并通知了南溪;专区军管会得消息后,才断定为王陵基,并通知江安。

王陵基归案后,先后关押在重庆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不久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