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去世 李娜:父亲去世是心底最深的痛
刚捧回澳网冠军的李娜是最近的焦点人物。载誉归来踏上回家之路,李娜表现低调,面对记者一言不发,对湖北省政府的80万元奖励也不显兴奋,她的表现因此惹来争议。镜头之后的李娜到底是怎样的人?她的自传《独自上场》或许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冠军一姐。
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 我只好说,“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 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 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常年出差,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过日子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 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在那时,我的家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4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5 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手腕的动作有点“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教练有时会看着我说:“唉,你这个手腕啊……么办哩?”
那年夏天,网球教练夏溪瑶来我们队里选“种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发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跟着她去打网球。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就是说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练,也很同意这个建议。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出乎我的意料,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态:“行!没有问题。”
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妈妈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
上世纪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
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 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还要交学费、食堂的饭费。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有寒暑假,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电视。
11 岁那年,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从 11 岁开始,她就是我的教练,一直带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爸爸的病时好时坏,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 封信,语气非常诚恳谦恭。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还叮嘱队里的同事“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随时准假” 。
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调理一下就会好。1992 年,忽然高烧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狭窄——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血管切除,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当时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最多使用4年。1996年,只工作了4年的人造血管就开始萎缩了,血液无法通过,形成了肝腹水,严重时,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
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爸爸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火车经过武汉,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 见面不到 5 分钟。这次见面,看到爸爸拖着臃肿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我大吃一惊,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
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
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妈妈去亲友家走动借钱。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幸亏被及时发现。
人到了这般田地,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最让我和妈妈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弃,爸爸生病时,奶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句:“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他们有五个儿子,即使一个不在了,后面也还有四个。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
后来妈妈跟奶奶借钱付医药费,奶奶很直接地说:“我借不到。”转天就带着家人去买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 7 岁,当时还在念大学,奶奶二话没说就拿出钱来给叔叔交学费。
父亲去世后,我和爷爷奶奶加起来见面不超过三次。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但是我没办法忘记,没办法原谅,起码现在还不能。我不愿意见他们,见到他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离世的时候,连40岁都不到。
不久后,我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朋友们都祝贺我,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进入省队,成为全国冠军,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就早早地离去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
万箭穿心。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李娜自传《独自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