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旗袍 1991年宋美龄定居美国携99箱衣物 50箱或旗袍(图)

“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阙花间词。”作家叶倾城聊聊数语,道出了旗袍女子温婉又略带魅惑的形象。自晚清至民国,旗袍风靡国人,1929年,被国民政府定为“国服”。

旗袍的源头是清代满族女人的长袍,右衽大襟,四面开叉,适应满族人骑射生活的需要。有清一代,旗袍的基本形制无甚变化,这与传统社会以服饰体现等级、威仪的礼节性要求有关,美感是次要甚至不被考虑的,所以老照片中,晚清的旗袍宽大直板,遮掩了女子的身材。

到民国,美感取代体统,旗袍因此脱胎换骨。改良旗袍吸收西方服装裁剪的优点,充分突出女性的胸部与腰际曲线,从此成为民国女性审美情趣的标志服装。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对旗袍的历史颇有研究,他的研究显示,民国影星是推动与普及改良旗袍的重要力量。例如胡蝶,她穿旗袍总是袒露小腿和小臂,这在当时成为时尚,而且她的旗袍下摆和袖口都缀有“蝴蝶褶”,这类旗袍也被称为“胡蝶旗袍”。“顾兰君式”的旗袍也曾风靡一时。一张照片中,顾兰君旗袍开叉高到大腿根,袖口也有半尺长的大叉,开放度不输于现代女性。

女明星 改良旗袍,成为许多“娱乐新闻”的配方。1931年,著名的《良友》杂志摄影师动用大量社会关系,凑齐了包括袁美云、黎明晖、王人美、胡蝶、阮玲玉等八大女星拍摄合影,除王人美外,每个人都身着改良旗袍“出镜”,成为当时娱乐圈热议的焦点。

1934年老上海的服装品牌“鸿翔”在上海百乐门舞厅举办时装表演会,胡蝶、阮玲玉等当红明星穿着旗袍上台“走秀”,成为民国影坛一大盛事。1939年,《良友画报》为难民筹集救济款而举办明星照片义卖活动,顾兰君身着高领盘扣无袖旗袍的照片,以6000元天价拍出,轰动一时。

与旗袍有关的最重要的时尚变迁或许是阮玲玉穿戴“义乳”。“义乳”,是20世纪初国人对胸罩的称呼。阮玲玉习惯将旗袍腰身改得细窄,以至于要吸口气才能系上扣子,要穿这样的旗袍,非得搭上“义乳”。阮玲玉穿戴“义乳”,为胸罩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星们塑造了银幕上一个个旗袍女子,而作家们笔下也有形形色色的旗袍女子登场。

《半生缘》里的曼桢,“新做的短袖夹绸旗袍,粉红底印着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呼之欲出;《色·戒》中王佳芝出场,身穿“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相映,”俨然一位精致、高雅的沪上少妇。

今天的作家在写民国故事时,也往往借着旗袍这一符号,为人物性格做注脚。亦舒在《喜宝》中写勖太太,“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一丝不乱,镶滚条的旗袍套装,优雅的皮鞋手袋,颈项上三串珍珠,手上起码戴着三只戒指,宝石都拇指甲大小”。

在民国,旗袍对于普通女性,也是时尚消费的重要载体。胡蝶当选影后之后,许多杂志报刊对胡蝶的着装从头到脚为读者分析,重点自然是旗袍。还有很多杂志定期推介新款旗袍,如上海美亚织绸厂聘请多位中外模特,为其24套改良旗袍举行“时装秀”,并在杂志上刊登写真,时尚味道一点不输今天的《瑞丽》《ELLE》。

除了“封面女郎”,月份牌上,药品广告上,甚至香烟盒子上,旗袍女子也比比皆是。人们对旗袍的热衷,催生了一批旗袍顶级品牌,如上文提到的老上海“鸿翔”旗袍,还有老上海“朱顺兴”旗袍等等。

旗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尚与气息,也暗含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宋家三姐妹——20世纪最耀眼的“女子组合”,出席重大场合时,都身着旗袍。宋美龄对旗袍的热爱超乎一般,在她的超大衣柜里,清一色全是旗袍,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旗袍,都编有号码,根据各种活动和场合,随时取用。

1943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以中国“第一夫人”身份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她身着旗袍,以流利的英语介绍中国的艰难抗战,感动了美国朝野,争得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进一步的支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91年宋美龄决定定居美国,随身携带了99箱私人衣物,据说其中至少有50箱旗袍。

回望历史,旗袍上的“革命”:从宽袖到窄袖;从长袖到短袖;从高领到小立领;从长到短;从低开叉到高开叉,是一个从保守到开放,从传统审美到现代审美的转变过程。旗袍的变迁,见证着中国女性追求美、寻求解放的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冲破传统藩篱、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 本报记者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