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武汉兵变 1967年 毛泽东南巡与“武汉兵变”
1967年7月14日凌晨5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驶去。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自从一年多以前罗瑞卿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
14日晚9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
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杨成武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后,直奔“百花一号”,来到乘飞机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地。周恩来告诉杨成武:“谢富治、王力也到了武汉。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叫来的,武汉驻军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电话,也要来武汉。”
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
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军区领导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
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
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王力急急抢了一句:“他的错误很大。”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毛泽东不相信,决定亲自来看一下。出发前,他亲口对总理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王力被抓起事端
7月18日晚上8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同毛泽东话别。然后,乘飞机离开武汉。
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望着人群如潮,谢富治热血陡涨:“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头天晚上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干部讲话。王力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走下讲台时,“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
杨成武见形势紧张,赶紧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这时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他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延至中午,传来消息,钟汉华已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可是,再联系时,却又传来“王力失踪”的消息。
欲加之罪的“兵变”
很快,正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也得到王力被抓的消息,他便拿起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写道:“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但写着写着,他又踌躇起来。
他先讲话,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他叫来了戚本禹,又找陈伯达和关锋商量。然后,就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
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信交给了毛泽东。“劝我去上海”,毛泽东看着信说。“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
周恩来也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
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便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他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凌晨3时,毛泽东的车队出发了。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最前面,毛泽东的车子紧随其后,然后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我看当作错误处理”
7月22日早晨8时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
直至头一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武汉问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在纸上记录,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
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他望着杨成武,又道:“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杨成武松口气,问:“‘八一’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月9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为什么要改为9月9日?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
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杨成武记录完毕,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掰着手指说:“朱老总是红司令。
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辞。
”杨成武听了忙说:“不行。应该是老帅。”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说完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矛头转向“军内一小撮”
7月25日下午5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结束后,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他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在“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
26日下午3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头炮定调:“‘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会场哗然,周恩来喝斥了吴法宪。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
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可以鸟瞰整个舞台,也一直处在警惕之中。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中央首长认为?”毛泽东缓慢重复一遍,“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着思索。
敲山震虎抓“王关戚”
8月14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决心渐渐形成。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三个大字:“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
“中央文革”也乱了。先是江青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陈伯达说:“《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急了,“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
”“康老,当初研究‘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关锋叫起来。“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老夫子即陈伯达。
8月25日凌晨1时,在钓鱼台5号楼,杨成武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交他本人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了许多攻击陈毅的话,矛头暗暗指向周恩来,这就使周恩来表态更须慎重。
“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20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说:“毛泽东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我走了。
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26日中午12时40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刻见周恩来,于是这三人被抓起来了。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回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望望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