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演讲 【独家】雷颐: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寂百年| 演讲实录
第二点,讲政治与学术。在现代,知识分子是有专业的,这种情况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专业要关心政治,由此产生矛盾。中国知识分子和仕有很大关系,而士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在这个关系下,正如梁启超所讲,知识分子一直参与政治。
他一九二几年突然离开政治,去办清华国学院。他支持了袁世凯,后来又反对袁世凯,他后面讲到,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做了坏事,但是我发现还是被一些坏人利用,我参与到政治里,现在要脱离政治,要办清华国学院,研究国学,又请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来,这是梁启超。
这个书里面讲了胡适、丁文江,以丁文江为中心,他十四岁就到英国去地质的,学成回国,一个学地质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呢?学地质是全国到处跑,都是深山老林,荒郊野岭,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就比其他知识分子了解的多,尤其是搞勘探要和地方政府打交道。
他对军阀很熟,其他知识分子哪认识几个军阀,其中有个军阀他了解比较多。他觉得需要改变中国政治,根据他的地质学专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所,即现代的地质研究所,包括数理化。
科学要有数理,他编了一套地质著作,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学数理化的开端。这个时候胡适从事新文化运动,觉得政治很黑暗,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改造,只能通过文化运动,通过启蒙几百年来改变政治。
丁文江是对社会非常了解的人,他留学英国,胡适留学美国,丁回来跟胡适说你做了很多文化的事情。但是政府这么腐败,若不改变政治,文化事业也做不成。胡适说知识分子没有这个力量,丁文江不服:政府腐败,是因为好人不愿意当官,好人认为政治一定是肮脏,他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
丁认为好人要当官,最后劝说成功。胡适,李大钊,蔡元培一波人觉得丁文江跟军阀很熟,活动一下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后来真有机会,他们在北京政府支持下成立“好人内阁”,但不到一年就产生矛盾,军阀不把他们当回事,政府觉得关于财政怎么分配我说了算,把他们甩了、解散了。
胡适等人感到悲哀:我们一帮文人谈政治,结果是这个下场,很悲哀。但是丁文江始终不服这口气,坚持从政。
作为地质学家,他到处跟地方政府军阀打交道,所以很了解军阀。他发现,中国军阀大都没有读多少书,都是草莽上来。他们有能力,有手腕,有魄力,就是没有一个现代的头脑,没有现代的观念指引他们。于是他认为,知识分子改变不了政治,我们可以改变军阀。
之后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孙传芳很器重他,让他管上海,当时上海属于江苏,几个行政划分都和他有很大关系,他行政能力很强,这个时候他跟孙传芳说中国的军官都太旧了,没有受训练打上来的,要办现代军官学校,受现代教育,我帮你筹划办现代军方学校。
这时候孙传芳哈哈大笑,说管政治,管行政你比我强,军事我还是比你懂的多,无需劳烦你操心啦。这时候北伐已经起来,因为他适合孙传芳在一起,就因被北伐军通缉而逃跑了。逃跑之后也面临着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尴尬,他想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结果成了北伐军的对立面,这时已经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形式上统一了大陆,实行党化教育。
丁文江、胡适他们从英美留学回来接受不了这种观念,办了一部杂志,叫《新月》,就抨击说学校要自制,你怎么能让党团进来呢,谈到保护人权,保护法治。
国民党要求每周一要背总理遗训,孙中山的敬语,他说孙中山很值得尊敬,毕竟是党的领袖,但不能用党的东西统一全国,又和国民党坚决的对立。
他们又办了一个杂志叫《独立评论》,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尖锐对立。之后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这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中面临着矛盾,这批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突然觉得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可能会亡国,我们却天天批评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
中国现在面临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政府,民主政府,但重要的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你管他好坏,只要有政府,就比没有政府强。这时候丁文江突然转过头来说,中国现在应该有一个政府,哪怕是独裁的,专制的,也比没有政府强,能够抵抗日本,我们就支持他。
但是胡适和张奚若不同意这个观点,你们希望这个政府是独裁的专制的,但是是新式独裁,胡适说你怎么保证独裁者是新式独裁,而不是像袁世凯那样走向旧式独裁。
直到80年代,几十年了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好几个留学美国的,开始了各种政体上的争论。中国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胡适、丁文江作为代表,有一些人还是相信他们的。觉得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专制或者其他。
正好希特勒纳粹国家主义使德国迅速强大了,斯大林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苏联迅速工业化了,丁文江包括胡适到苏联去了一次,感动至极,虽然人民权利牺牲很多,但是毕竟让这个国家工业化了,他们讨论中国是否也应该走这条路,丁文江最激烈,他有一篇文章提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很多贵族流落到上海,你是愿意在专制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被外国统治流落到上海当白俄,他说我宁愿放弃曾经接受的英美政治制度,哪怕是专制政府我也愿意在下面当个工程师。
胡适就不太赞同这个观念,说这个很可怕。这反映中国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码在那个年代,严格说来按照西方的观点都不是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呢?俄苏经济,英美政治。
他们觉得英国美国的民主政治很好,但看到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和经过1929年市场经济大萧条,又相信计划经济,这个严格说来都谈不上自由主义,中国被标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所以计划经济的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他们当时就提出来,我们的口号就是俄苏经济,英美政治,这是他们辩论了很久得出的结论。
等到1949年,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选择,当时张奚若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留学美国的,他和胡适的观点一样,两个人是反对丁文江等新式独裁论。
这时他们都面临着选择,你是跟着国民党走还是留下来迎接共产党,每个人都在做选择。胡适他觉得国民党不好,非常不喜欢,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跟着国民党走。张奚若非常不喜欢共产党,觉得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坏就留下来了。
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晚年政治思想。他给蒋介石的信里面写什么呢?他说你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失去大陆,那么有力量的情况下失去大陆就是因为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权力制衡;为什么没有权力制衡,因为没有多党制。
他对蒋说,你曾经要我出来组党,说搞多党制,其实你也知道我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却让我出来组党,不是让我当花瓶么。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这么厉害,干脆国民党分成两党。你不敢分国民党,让他们单独组党。
胡适认为到台湾之后这样做还不晚。他把这个信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完气坏了,在日记里骂他。这时候蒋经国出来,以国军政治部名义出书批了胡适,说胡适宣扬美国的自由民主,是美国人的走狗。我们知道共产党在50年代大陆,胡适也被批的很激烈,被说成是国民党和美国的走狗。
两边不讨好,左边说他右,右边说他左,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一种命运。丁文江是在抗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在考察期间的一次煤气中毒中去世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兴起,开始完全是几个知识分子弄起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组成一个小组,其中有一个被忽视的人物张申府,北京大学的数学老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图书馆副馆长兼编目组组长,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
李大钊、张申府组成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把张国焘发展过来。张申府后来到天津去发动学生,认识了觉悟社刘清扬,刘说有一个下属成员很优秀,叫周恩来,他们就认识了,一起到欧洲,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他们又一起去法国建立中共旅欧支部,把周恩来发展入党,是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后来周恩来认识了朱德,周恩来汇报朱德情况,说朱德原来是军阀,现在追求进步,通过跟朱德谈话,觉得应该吸收朱德入党。
后来张申府从欧洲回国,当时国共合作,他在黄埔军校,给蒋介石当翻译,他给蒋介石介绍了黄埔军校需要人,说有一个人很有才干,在法国没有路费过不来,这个人叫周恩来。蒋介石汇了一笔钱过去,周恩来回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
他曾经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其中就谈到党建,中国共产党党建学说,最早把列宁那一套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说一个党必须要有铁的组织纪律性,任何人必须得服从,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个党才有战斗性。
还介绍了很多,包括宣称阶级论国家观、专政之类的。但是1925年中共四大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到什么程度,他有不同的看法,在会上跟人家争起来了。他说既然我的意见通不过,你们不同意,我就退出党,真退了。
后来赵世炎、李大钊、周恩来都劝他别退,他说一定要退,既然我的意见你们不采纳,我就要退。他写文章说,虽然我退出党了,还是一个左派,但依然要介绍罗素,介绍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介绍斯大林。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所以历史的记忆不提他,总是说共产党领导的。他当时和姚依林,姚是学生,他是老师,在西单十字路口一个西餐厅,他俩在那边商量联络员汇报。
张申府又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抓了,冯玉祥给他保出来,后来抗战,到重庆他也经常在新华日报写文章宣扬民主自由和平、宪政,他积极参加了批判国民党的宪政运动。在宪政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主党派,成立了中国民盟,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退处党了,但又成了民盟创始人之一。内战爆发,他一直呼吁和平,国共合作,不要发动内战,一直到1948年淮海战役要打响了,他还说呼吁和平,这时候共产党就特别愤怒,淮海战役,我已经胜利在握,全中国都是我的了,你呼吁和平什么意思。
突然共产党批判他,他又被民盟开除了,等到1949年之后没有工作了,周恩来还是念了当年的功,给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好歹有个职务,可以拿工资养活自己。1957年,他有写文章说五四的精神就是放,这倒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反右运动都开始了,他又替张罗联盟辩护,被打成右派,到1980年才被平反。
张申府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的教授赵俪生后来写的回忆录说,六几年有一次在北京,在琉璃厂碰到他的老师,觉得非常晦气。老师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竟是麻衣神像,相面的书。我后来写文章开了一个小玩笑,说二十年代会看相就好了。
刚才说到张申府曾经是北大图书馆编目组的组长,下面有个抄卡片的南方人,这个年轻人一口湖南话,卡片必须公公正正的,而这个人抄得龙飞凤舞,别人都看不懂。张就命令重抄,年轻人又重抄一遍,还是龙飞凤舞,于是他每次都非常愤怒让重抄。
这个年轻人是毛泽东。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张很愤怒,扇了毛泽东的耳光。我就此采访过张的家人,他们说听到过这番谣传,也问过张,张说绝对不可能,最多可能就是非常气氛,毛一遍一遍龙飞凤舞,说重抄时张把卡片一推,弄到毛身上。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提到:北大有一个名教授张申府,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所以我说如果他在二十年代会看相,恐怕就不会对湖南来的农村人这个态度了。
我又想起来了杜月笙一句话,因为杜月笙是上海滩码头上卖水果,慢慢混起来的。他自己连杜月笙三个字都不会写,但是成为上流社会要签支票,要签杜月笙,有人嘲笑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所以他认为得学会杜月笙。有人教他,一笔一笔慢慢学会杜月笙三个字。杜月笙说了一句话,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可不行。想当年张申府没有看懂毛泽东,落得个那样的下场。
刚才讲张申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他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力图把孔子的人和科学打通,把孔夫子列宁和罗素打通。他三十年代就写文章,中国文化本体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的文化,里面明显受到张申府的影响。
谈到中国应该有民族的形式,不得不提,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个是陈翰笙,他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后来回国,也是23年经过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组成员。他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负责情报工作。
他在美国学的经济,在德国学的经济社会学,又在北大任教,在中国研究院,当时叫中央研究院,他培养了一批学经济学的年轻人,去搞农村调查,他培养的人都是谁呢?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等,他领着他们运用在美国学的社会学方法、调查方法让他们去搞农村调查,根据这些调查,他们在30年代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们论证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们从小就要读这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说中国一步一步从半殖民地过来,我们共产党人面临社会矛盾应该怎么办。
如果说没有前面,你首先要做一些文章,来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毛泽东一点论证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论证,前面的人已经替他论证了,并被很多人接受了,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起新民主主义运动。
陈翰笙1923年入党,他的关系后来从共产国际转到中共,后来成为我们楼上世界历史所长,我还认识他,一百多岁去世的。我认识他之后,想靠他当年所在共产前的那个情报小组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讲,最后都带到坟墓里去了,我觉得他很智慧。
表现在哪儿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1923年党员,曾经留学美国、德国,理所当然的,周恩来邀请他当外交部副部长。
他婉转拒绝了。他说我还是做个学者比较合适,在北大或者中国科学院做研究。文革中他既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又有自己的原则,大家都佩服他一点。文革时期,他看到学生荒废,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就把周围的一些邻居小孩召集起来,教他们外语。之后他辗转想方设法让别人去找到一个小女孩跟着学外语,就是刘少奇的小女儿,在那个年代专门让别人找到刘少奇女儿跟着学外语,那是需要非比寻常勇气的。
还有一个人,名字大家都熟悉,但是提起他,恐怕公众对这个青年的具体经历并不熟悉,他就是闻一多。闻一多从20年代起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诗人,诗人性格是比较激烈的,20年代有几次直接在学校里面和共产党学生斗,他们组织会议,共产党学生来闹事,他作为老师,敢跟共产党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时间推移到30年代,他来到青岛大学,在那里担任校长,镇压学生运动,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有一段他苦闷至极,不想写诗,便去研究中国古典,之后讲课也完全不谈政治,只谈文学。
但是有一次他突然爆发,因为西安事变,他非常愤怒,在课堂上谴责张学良,军人居然扣留国家元首。后来清华大学的教授联名发布声明,谴责张学良私自扣留国家元首,国家现在面临着日本的侵略,情况危机,应该治罪,这次谴责张学良的执笔人是朱自清。
抗日战争爆发,所有人撤退至长沙,之后徒步至云南,这使他们对社会的了解逐渐增多,直到他们抵达昆明西南联大。这时候教授和学生都很困难,校长梅贻琦夫人,甚至每人分了蛋糕都会拿到街头去卖,闻一多会刻章,他刻章,人家给点钱做额外的补贴。
这时候的闻一多看到国民党腐败,产生离心倾向。其中有两件事使他最终决定支持共产党,第一个是蒋介石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之命运,这个书本质上是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与要批评民主自由,这也是外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最好的,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未来的中国。
闻一多看了这本书很是惊讶,这就是我心里崇拜的领袖的观点吗,这是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里面的“义和团精神”使他颇为吃惊。
此时恰逢1944年豫湘桂大撤退,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开始胜利,豫湘桂是中国是最后的防线。如果这么好的地理条件,还大败,国民党还能走下去么?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领导中国。而这期间有几个人一直在不间断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个是他的学生吴晗,吴晗坚持他应该读共产党的书,并且悄悄地给过他一些毛泽东的,类似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左派书籍给他看,比如新华日报。
另一个是当年留学美国,后来私人关系一直很好的罗隆基,他当时也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一直在做闻一多的思想工作。
他还认识了当时的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华属于知识分子型,特别有学问,跟闻一多开始谈历史,谈文化,等等,闻一多彻底被征服了。觉得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居然是学者,他一下就发生180度大转变:国民党不行,我坚决支持共产党。于是闻一多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旗手,后来以被暗杀谢幕。这是他的思想的转化。
做他的工作,让他接受共产党的人,是上文提到的南方局的宣传部长,该部长在50年代初被抓,1972年病死狱中,到80年代才得到平反。之后反右运动中的罗隆基大家都知道。还有被文革迫害的吴晗,这三位恰恰是对闻一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所以通过这12个人,我选择了其中一些点,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心路历程展示出来。
第二,传统文化究竟有何作用,怎样用。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直到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前面讲到胡适,一个新文化的领袖,为什么1922年突然提倡国学?他想通过国学里面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论证中国有一种科学精神。
通过人们科学研究发现,机制是一样的,只是中国不像西方,西方有对大自然的探索和现代科学,中国将这些运用到文本古文字的考据,但精神是相通的,中国文化是可以接受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我在第二篇文章中谈到中国1990年开始谈国学,目的很明确,通过对国学、传统文化的研究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是独特的,普世价值是不适合中国的。
从哲学的术语来讲,胡适的正理国学与现在弘扬国学,就是能指相同,所指相反。胡适想通过国学研究强调中国文化应该积极融入到世界文明之中,而现在强调国学,通过公开发表的社论讲解,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文化是特殊的,中国历史是特殊的,外国的其他制度是不适合我们的。
现在文章写的比较多,直接把国学、传统文化和国家文化安全联系起来,包括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什么时候开始清明、端午、中秋节放假,人民日报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利用一批传统节假日弘扬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
陈独秀认为,我们谈论应不应当爱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最初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们纷争的机构。高一涵在新青年连续发表观点,国家是人们之归宿,国家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人民为了国家,这都是1916、1917年写的,已经将近100年了。
陈独秀写这个更早了,1914年左右,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之做牺牲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的,国也存之无所闻,亡之无所系。近两年讨论制衡权利,可以说还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也仍然是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所以此时谈知识分子,确实具有很深刻的现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