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与粟裕 毛泽东如何化解王建安与许世友之间的矛盾

“山东双雄”是毛泽东的两大虎将,却有着“历史恩怨”,毛泽东巧妙地导演一场“将相和”,让他们联手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同仇敌忾的英雄壮剧。

王建安看望慰问关心受伤兵士

王建安是57名开国上将之一,在军内享有很高的声望。王建安1927年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和指挥过许多著名战役。他卓越的指挥才能,早就享有盛誉;而他的人格魅力,也是远近闻名,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既是老乡,又是搭档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

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一场出走,“双雄”反目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

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

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地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

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1950年,张凯(左起)、林维先、王建安、汤光恢、粟裕、张爱萍、唐亮、郭化若、张震在南京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

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主席点将,“两虎”言和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作出具体的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匆匆赶到西柏坡。

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讲完以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

”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从军委的决定。”说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很高兴,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解释道:“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团结”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许世友,而且他们过去又有过一些争执和误会。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去,回四川打游击。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但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持有成见,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

这次打济南,王建安能愿意给许世友当副手,友好共事吗?王建安没有犹豫,他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说:“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

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说罢大笑起来。随后,毛泽东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秉烛长谈,一直谈到翌日东方发白。

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件公文包的来历,这件公文包后来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到底是毛泽东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成了一个谜。

(综合《十大常胜将军》和《中华魂》等文章 )

1949年,王建安和陈再道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