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1953年10月,由于权力斗争,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取代朱可夫,成为新的国防部长。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这便是所谓“朱可夫事件”。
“朱可夫事件”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或者说有没有间接影响?有着漫长历史并且深受丰富的相关历史故事情节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对此绝不会掉以轻心。据刘伯承元帅的一次谈话:l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区的司令员去看毛泽东,当时刘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
”’刘回忆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也就在1953年5月19目,毛泽东针对中央有人“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批示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果然,到了l958年,军队高层中突然有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它拉开了直到“文革”才结束的一系列军方“路线斗争”的序幕。
此后1959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的斗争、1960年的反谭政的斗争,乃至“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直至“九·一三”事件等,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事关朱可夫。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对此,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1958年的整风涉及军队,肇始于军队高层就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军队建设的一次争论。其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对“老大哥”、对“学习苏联经验”等,已经开始有所转向。l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检查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为此毛泽东特别指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强调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进行检讨,翌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做检讨。
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此后,会议又转向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刘伯承、萧克等皆成为批判的重点。这是在“文革”爆发前七八年,反对“教条主义”已经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并先后批判了军队高层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也遭到批判,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