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杨荫榆 杨荫杭子女 杨荫榆:女校长的教育梦

    ▲ 1935年,杨荫榆倾尽全部积蓄,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要求学生“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实学,崇尚朴实”是她最后的教育理想

    ▲ 作为教育家,杨荫榆不算成功,女师大风潮使她背负了长久的骂名,她的教育理念也始终无法真正付诸实践。作为女性,身处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夹缝中,她的人生不可避免地烙下了转型时代的深深印记

    ▲ 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女性教育史而言,杨荫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复杂人物

    离婚创举

    1905年,晚清女界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女子世界》,在第2卷第3期的“国内记事”栏目中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新闻,题目为《离婚创举》。新闻的内容是一位上海务本女学堂的学生,结婚后因为丈夫和公婆的专制,不能返校读书,因此要求离婚。

    新闻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这件事委实不同寻常。而且离婚的这位女士也非同一般,她姓杨名荫榆,江苏无锡人氏。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这是一位掀起过大风浪的女人。她第一次出现在报刊的版面上,竟然是如此特殊的情形。

    据多年以后杨绛的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长得不好看,性格也倔强,从小就不得父母的欢心。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给她定亲也比较草率,仅仅因为门第相当,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就将她嫁给了一个弱智的蒋姓男子为妻,“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

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幸,杨绛的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

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在杨荫榆的离婚新闻之后,《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写了一小段感言,表彰此举是“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声也”,但同时也承认“此事闻之恶浊社会,鲜不骇且怪者”。

    在与她关系更为密切的家人看来,这段悲剧婚姻对杨荫榆的伤害实在太大。她的兄长杨荫杭曾感叹“申官如果嫁了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杨荫杭的夫人对这个长期赖在娘家的小姑子也颇为纵容:“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

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只是家中的小辈们对杨荫榆多无好感,一则是为“受欺负”的母亲打抱不平,二来也因为这个三姑母的脾气实在古怪别扭,让人难以亲近。杨绛就承认“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

    杨荫榆离婚之时,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在这之后,她基本断绝了婚姻的念头,外出求学就业,成为职业女性,致力于自身能力的培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杨绛所言,“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

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只是身处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定的时代,这条“有所作为”的道路,她走得也并不顺利。而个人与时代之间这种微妙的契合与裂缝,未尝不是她坎坷一生的写照。

    女学堂的女校长

    从上海务本女学堂毕业后,杨荫榆考取了公费,于1907年赴日留学,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直到六年后的1913年,才从日本毕业归国。在苏州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便来到北京,担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这是杨荫榆第一次与这所国立女子最高学府发生联系。在担任学监的这段时间内,这位勇敢打破旧式婚姻藩篱、又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传奇女子,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杨荫榆自己对这份为人师表的工作也颇为满意,对青年学生很是喜爱。谈起学生们的一些趣事,脸上每每“笑出细酒窝儿”。这确实是她人生中难得的一段舒心时光。

    1918年,教育部首度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杨荫榆入选,将赴美攻读硕士学位。在火车站欢送的人群中,来了好些女师大的师生,个个都哭得抽抽噎噎的,让当时年幼的杨绛很是惊奇。后来她回忆起这一幕,方才醒悟到“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

    因为与女师大的这段渊源,杨荫榆1924年回国后担任女师大校长一职,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在专业知识方面也是旁人所不能及。更重要的是,她是当时国立高校的第一位女校长。在中国近现代女性教育史上,无疑具有开先河的特殊意义。

    自1908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设立以来,其历任校长均为男性。在杨荫榆之前执掌女师大的,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他对于学校的发展建设颇有功绩,但始终不得学生的好感。学生们曾集体决议反对他,并赠送了他“德谟克拉东”这个广为流传的外号。因此,许寿裳辞职时推荐杨荫榆继任,声称“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显然也是有感而发。

    有了这种种铺垫,杨荫榆走马上任可谓众望所归,女师大校内“一部分人的欢迎声,校中的帖纸写出欢迎字句,应有尽有”。就连以后在学潮中最积极的反对者许广平,也承认曾对杨荫榆当校长一事有过期待:“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

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

    但这一次重回女师大,杨荫榆的境遇与几年前却大不相同。从1924年2月就任,到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她递交要求去职的宣言,“驱羊(杨)运动”随即爆发,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过去的“满纸欢迎”变成“自行引退,以让贤能”;“认真朴实”的好评,也被“专横恣肆,暴戾无忌”的抨击所取代。这种转变的速度之快与幅度之大,确实令人惊异。

    由于积怨甚深,甚至杨荫榆的外貌、衣着和言行举止都备受攻击。在女学生的笔下,杨荫榆是“控着拳,走着八字路,扭进课堂”。或者“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

    这披着“钟式斗篷”的“拟寡妇”形象影响之深远,恐怕是女学生们始料不及的。直到1970年代出版的研究专著中,还能看到这样的想象:“一个女人,扎着白头绳,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阴影似的在女师大校园内游荡着。她就是杨荫榆。”杨绛也曾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其与真实人物的反差之大,使得她不禁哑然失笑。

    “驱杨运动”的导火索,是1924年秋季杨荫榆以“整顿校风”的名义,开除了几名暑假后未能按时返校的国文系学生,引发了学生的集体不满,风潮由此酝酿而生。但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女师大风潮,并不仅是校纪整顿这么简单。其背后关涉的是不同教育理念的冲突和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并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分化密切相关。

    女子该如何教育?

    在具有上任宣言性质的《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一文中,杨荫榆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不重哉?”这段话的行文方式虽然有些别扭,但本质上是继承了晚清以来对女子教育的发现与重视,依旧是“女性者国民之母”、“欲强国必由女学”等启蒙观念的延续。

但这篇文章在《京报副刊》登出后,却招来了不少嘲笑。有学生以“国民之母之母之婆”来讥讽杨荫榆,以抗议她对女师大所采用的家长式管理。

    以家庭模式来治理学校,是杨荫榆执掌女师大的主要理念之一。在她看来,“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维护师长的尊严和师生之间的上下秩序,是保证良好校风的关键。

她上任以后对女师大的人事制度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削弱了评议会和教务处的作用,而加强了校长的权力。这显然与当时大学普遍推行的“教授治校”的宗旨相背离,对杨荫榆“擅自威福”“排斥异己”的批评,也多源于此。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天地君亲师”的权威就受到了激烈的挑战。传统的家庭制度和伦理道德遭到批判,封建家长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思想环境中,杨荫榆推出“学校犹家庭”的论调,愈加显得不合时宜。

    作为教育学专业的硕士,杨荫榆并未提出体系化的教育理论。但在美求学期间,她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道德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落实到女师大和1920年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这种对于道德完美的推崇则呈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

    杨荫榆注重学生的学风品行,要求“今日女子教育,道德与知识并重”。但她对于女性品德的判断,依旧以“婉顺”“循谨”为标准,不能容忍学生的“率意任情之举”。受早年不幸婚姻的影响,她对男女问题显得过分敏感。

1930年代在苏州,因为督学在表彰她教学水平的通稿中使用了“鸾凤”二字,杨荫榆认为是对自己离婚的嘲讽,大怒之下,连上数道呈文要求将督学罢免。受此心态的左右,在女师大期间,她对于女学生与男性的交往和恋爱往往予以压制。这无疑与“五四”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潮相抵触,必然招来广泛的反感与对抗。

    杨荫榆不懂政治,也要求学生闭门读书,不参与公众活动。作为校长,她未对学生关注社会的热情进行引导,而是简单地将其斥为“学风不正”,使得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五卅惨案”发生后,为阻止女师大学生罢课游行,她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并解散学生自治会,最终酿成了“八一惨变”,招致社会舆论的同声谴责。

周作人就曾说过,对于杨荫榆本无成见,“总当她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怀着相当的敬礼”。直至“八一惨变”的带兵入校,情况才有所变化:“手段恶辣至于如是,我真为杨女士可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的影子真是一点都不见了。”

    对于杨荫榆在女师大腹背受敌、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杨绛有这样的判断:“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这应当说是较为公正的评价。杨荫榆1918年赴美,未曾亲历五四运动,没有亲眼看到女师大的学生如何砸开学校的后门参加游行。当年她作为学监,与校长方还共同制定学校准则,推行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必须身着绿衣黑鞋,头上梳发髻,不得随意与外人交往。

她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规则在五四运动时如何受到批判,如何被列出“十大罪状”而遭到驱逐。与时代的隔膜使得她固守旧传统,未能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作为曾深孚众望的女校长,杨荫榆却未能在推进女子教育发展上多有贡献,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最后的理想

    1926年8月,教育部接受了杨荫榆的辞呈,“驱杨运动”就此结束。杨荫榆随即离开北京,回到了苏州的兄长家。在侄女杨绛看来,这一次再见到的三姑母,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是不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绛曾说过,杨荫榆长相不美,可也不让人感到丑,“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只是从北京南归后,杨荫榆的性格变得愈加孤僻和偏执,这种“笑出细酒涡儿”的场景,在杨绛的记忆中越来越少了。

    女师大事件的另一个后遗症,是杨荫榆作为教育家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1927年以后,她先后在苏州女子师范、东吴大学、苏州中学等学校任教。由于教学认真,尽职尽责,颇受师生的好评。

但她不通人情世故,不善处理矛盾。尤其是对待青年学生,她似乎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由昔日的严厉一变而为纵容,又每每因此生出许多事端。而一旦说错话或做错事,她会陷于自责中难以自拔。用杨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然而,杨荫榆对于女子教育的理想始终未曾放弃。1935年,她投入几乎全部积蓄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学校规模不大,从小学、初中、高中到研究班皆有。“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

杨荫榆对“二乐”学生的要求是“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实学,崇尚朴实”,这与她在女师大所推崇的教育观念如出一辙,可见她并未因为屡受挫折而有所更易。但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品只支撑了一个学期,终因资金困难而黯然结束。

    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因为精通日语,杨荫榆常帮助邻居与日本占领军交涉和抗议,最终招来杀身之祸。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日本军人杀害于苏州盘门外的吴门桥。

她的尸体由一个木匠入殓,直到1939年才和杨绛的母亲一起下葬:“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战后,一位杨家的老朋友在报刊上撰文悼念杨荫榆之死,肯定其风骨不凡,亦认为“女士孑然如老尼,顾性卞急,不能容人过,往往与人龃龉。杀身之祸,盖基于此”。其实,杨荫榆一生的是非波折,也多与她“不能容人过”的操切性格有关。

    (本文摘自《看历史》,作者颜浩,2013年9月出版,定价: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