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佩兰事迹报告会之长子篇:我的母亲胡佩兰

我是胡佩兰的长子胡大一,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母亲胡佩兰》。

今年元月22号清晨,从弟弟的电话得知,母亲清晨辞世,我悲痛的眼泪夺眶而出。3天前,母亲还在北京接受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采访,和白岩松先生谈笑风生。怎么说走就突然走了?

我总觉得,母亲肯定能活过100岁,相信一定能活过100岁,我还有时间,把她老人家接到北京住一段儿,尽尽当长子的孝心。元月16日,母亲到京参加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活动,当晚,母亲嘱咐我说,不管你再忙,也要在五月份抽出几天,一同回汝南看看家乡的变化,再回武汉,看看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而母亲却突然永远离开了我们,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永久的遗憾。

我母亲这辈子,最离不开的,是她的病人。

我已经在北京生活近50年,而母亲来北京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接受“感动中国”采访的这三四天,是她老人家在北京停留时间较长的一次。以前母亲来北京,大多是来去匆匆,说在北京住不惯。其实我知道,她是离不开她的工作和病人!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把社区的工作放放吧,跟我来北京。母亲总说,不管在哪儿,总得有个为患者服务的地方,我都90多岁了,到北京不好找工作;我还干得动,工作了一辈子,看了一辈子病,能干一天,就为病人服务一天。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想好了,再干两年,干够70年,真的干不动了,就彻底退休,来北京找我。

我心里明白,这是母亲的心里话。我离开家早,陪母亲的时间少,每次我回郑州,她都想让我多呆会儿,陪她说说话,哪怕是一个小时。只要在郑州过夜,一定让回家,在她卧室里支个折叠床多陪陪她。我同时也知道,只要她在郑州有病人,她还能为病人看病,她永远不会来北京。但我还是等着她老人家,来北京安度晚年。可现在等来的,却是她突然去世的消息……

从我记事起,母亲的生活就离不开给病人看病。听到周围的人说母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她对病人是真好!”母亲对工作精益求精,对自己、对身边的同志严格要求,批评人不留情面,有时脾气很大,但我一辈子没见过母亲对病人发过脾气、对病人失去过耐心。

母亲1916年在河南汝南出生,从小时候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她194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在医生的岗位上一干就是70年,为关中、荆楚、中原大地四代患者服务,经她接生的婴儿6万多。

在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工作的时候,母亲坚持备班几十年。郑州铁路局管辖范围南到武昌,西到西安,北到安阳。这么大的区域,只要铁路女职工难产,各分局医院有疑难危重急症或大手术,无论酷暑寒冬,狂风暴雨,不分昼夜,母亲都是立刻出发。

遇到大手术,她常常十几个小时下不了手术台。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医院值班人员从总机接到会诊信息后,隔着家属院的院墙就喊:胡主任,有急诊!静静的夜晚,偌大的家属院,家家都能听到那熟悉的喊声。从我记事到离开郑州去北京医学院上学,不夸张地说,很少看到母亲在家里睡个囫囵觉。

即使在文革期间,母亲遭受冲击,被强制打扫厕所的时候,一旦遇到危重病人、大手术需要她,她二话不说立马上手术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推卸责任。

文革后期,母亲才恢复正常工作。当时,母亲已50多岁,算是迎来了她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她的工作热情更高了,干劲儿更大了。在千里铁路沿线巡诊,为铁路女职工普查乳腺癌和宫颈癌,发现了许多早期癌症的病人,安排到郑州手术治疗。那时候,病人在郑州住院生活很不方便,母亲就让弟弟们天天给这些困难的病人们送饭。

刚开始,我真的不理解,直到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医生,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当医生,就要时刻想着病人;当医生,就要心里装着病人!

母亲经常对我说,医生是个责任活。做医生要担得起责任,对得起病人的信任,为病人争取生命机会。何况母亲经常面对的是母婴两条生命的挑战!为了病人,母亲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安危,也顾不上自己的家人。

那是1947年的一个夏天,母亲在潢川行医,身怀六甲。遇上信阳的一个难产产妇,病人家属万分焦急的来向她求救。她不顾自己身子不方便,跟着病人家属赶往信阳。当时正下大雨,道路非常泥泞难走,汽车翻倒在路边,忙乱中,穿着长筒胶鞋的司机不留神脚蹬了母亲腹部。

母亲忍着剧痛,坚持抢救处理好病人,母子安全了。可母亲回到潢川的当天夜里,不足7个月的二弟早产诞生。早产的弟弟没有吮吸反射,不会吃奶,母亲就用滴管一滴一滴的往弟弟嘴里滴乳汁和营养液,这样,才把二弟喂养大。每每提起这些,母亲心里总是充满愧疚。

1949年武汉解放,母亲当时上有老母,带着三个年幼孩子,我刚满3岁,三弟心一才2个月。父亲又作为武昌铁路医院的首任院长,忙于筹建医院,而母亲不顾军管会领导的劝阻,积极投身于救治解放军伤病员工作。父亲、母亲和其他3名医务人员不分昼夜的工作,成功救治200多名伤病员。时任衡阳铁路局局长、后任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同志高度赞扬母亲:“干活不惜力气!”

“干活不惜力气”这真是对母亲一生最准确的描述与评价。1951年,母亲被评为全国首批铁路系统劳动模范,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颖超同志还亲笔为母亲题了词。

现在有一句时髦话:我们的时间都哪儿去了?母亲热爱医生职业,热爱临床工作,她没有当过学会主委,也不是博士生导师,她把一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留给病人。

每当我看到母亲埋头写病历、记笔记,面对面给病人问诊检查,问寒问暖时,感触都特别深。我给人看病,可以坐着看,不用反复起来做检查;母亲看每一个病人,要完成系统的妇科检查,比我辛苦的多。何况她是98岁高龄,患有严重腰椎疾病,长年带着沉重的固定腰椎的腰托。

别说行走,就是从坐位站起的每一次动作,都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母亲患有心房颤动,95岁之后,消化也不好,吃饭很少,下肢长期浮肿。她完全靠的是为病人服务的信念,在支撑她每一天的工作。

母亲当了一辈子医生,坐诊时,始终坚持不看完病人不回家。她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在她给病人看病时打扰她。去年3月29号,是母亲97岁的生日,我专程回到郑州来看望她。她让我直接到社区服务中心等她,说等她看完了病人再回家。中午12点多,母亲看完了最后一个患者,她像往常一样对学生们说:“病人看完了,咱们回家吧!”

“病人看完了,回家吧!”这是她每天结束坐诊时说的一句话,也是母亲生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这简短的话语体现了她对自己医生职业的无限热爱,对自己服务一辈子广大患者的牵挂,对救死扶伤工作阵地的恋恋不舍。

母亲常说,当医生看病人要感情投入,要将心比心。要同情患者的疾苦,尊重患者的感受。看病要把心掏给病人,病人也会将心比心,理解医生。

“感情投入,将心比心。”母亲这句朴实的话,正是我行医路上的指路明灯。

母亲更让我尊敬的是,她对病人的好,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或恩赐的态度,而是对病人的责任心和爱心;而且特别强调,患者不仅仅是医生服务的对象,也是医生学习提高医术的良师益友。

她常对我说,病人是咱医生的老师。医生是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才学会看病的。为每个病人看好病,才是咱们医生职业的价值体现。

去年夏天有一天,母亲出完诊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弟弟胡心一看到母亲还没吃午饭,一进门就埋头在小本子上写东西,他就问母亲,写什么呢?母亲说,上午看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要写一遍,记下来,加深印象。她一生,就是这样坚持在实践中学习,以病人为师,不断总结经验。几十年前经她看过的患者,再次见面时,她照样还能说出患者当时的病情,叫出患者名字。

母亲常说,当医生必须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这样,当医生才称职,才不会落伍。她生活俭朴,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专注于读书和学习。她在大学学习的外语是德语,工作后,开始自学俄语,并翻译完了厚厚的俄语妇产科教科书。1976年,60岁的母亲开始学习日语,并参加了铁道部在哈尔滨举办的日语培训班,在结业考试中,她考了全班第一名。90多岁高龄的母亲,仍常年坚持订阅妇产科专业杂志,常学常新。

母亲时时刻刻提醒我、鞭策我,当医生就要尽职、尽责、尽心!母亲对我开展健康教育、投身心血管疾病预防康复事业、推动爱心工程救助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度医疗和探索“双心”医疗服务模式给予热情鼓励和高度赞赏,全力支持。母亲对病人的一腔赤诚之心,她的医德、医风和职业精神诠释了“大医精诚博爱天下”的真谛,也是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白岩松先生问她“高寿”,她听成了“高尚”。她近乎条件反射地回答:我不高尚,做的都是应该的。

面对白岩松的采访,母亲说:医生是有博爱精神的职业,学医的第一堂课是医德课。她说,选择了医生就不能图发财;办医院不能总想着挣钱!她长期坚持2块钱的挂号费;坚持在保证疗效前提下开便宜药,绝不开疗效不确切的药,不开患者不必要的检查,让经济上那些还不富裕的患者也能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她认为开大处方,开贵药,开不必要的检查,对不住病人,也愧对医生的良心。

正如“感动中国”对母亲的颁奖辞所说的那样,“开的是药,给的是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颁奖典礼录制完成3天后,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走得突然,但平静、安祥、尊严。

母亲去世后,数百万网友在网上点燃蜡烛,寄托哀思。我的好朋友、作家刘齐发来唁电:以往闻听亲友和长者逝去,我们常说的是节哀,现在我们最想说的是“感动”!感动老人灿烂的一生。环视宇内,还有谁能用七十载春秋为人类迎来四代历史、六万生命?四代会成百代,六万会成无数。在这辉煌的演进中,佩兰老人如同德兰修女得到永恒!

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热爱您!怀念您!传承您的精神,向您学习,做对得起病人、对得住自己良心的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