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儿子陈晓农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父亲

(本文是陈小雅对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专访)

陈小雅: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刚好是你60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会有很多的反思。

你去年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已经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但读者还有一些感到不满足的地方。譬如,关于陈伯达的人格;陈伯达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譬如,你父亲和林彪、四人帮被当作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浩劫的责任承担者,而在林彪集团那里,一直极力撇清与四人帮的关系,你本人似乎也认为陈伯达与林彪集团不存在“结帮”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作为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人子,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铁血党纪与基督教哲学双重锻造的人格

陈晓农:陈伯达仍有旧式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弱点。譬如他懦弱、古板,性格木讷,拙于口才。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讥讽他“像个腐儒”,可说他“同谁也合不到一块儿”,却不尽然。父亲不会笼络人,也从来没有提拔过跟前的人。但他平等待人,尽量按情理解决问题,这就能团结人。毛泽东晚年批判父亲时,说他是 “北京军区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那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说明他并非落落寡合之人。他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能听取当地领导人的意见,努力平息纷争,稳定局面,使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尽管其工作也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正如北京军区原政委陈先瑞在回忆中说的:“陈伯达来河北,基本解决了河北安定团结的问题,使河北省顺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如果这算问题,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见舒云《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所以,父亲是在不经意间团结了人,由此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从对待人生的态度来说,父亲除了受到党的纪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也曾受到过基督教哲学的某些影响。他对于厄运,颇能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圣经和中国儒家的影响。他年轻时在教会学校教过书,解放后又重读过圣经。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父亲在有些事关大局的问题上能独出己见,譬如,在主张“百家争鸣”,提出“电子中心”论,反对“血统论”,提出“反九大”的生产力路线……(详见陈小雅采访录《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表现出倔强的一面,但其性格里也确有软弱、服从的“迂”的一面,这正是旧知识分子性格上的矛盾处。

中国儒家也强调服从、顺从。宋代张载的《西铭》,很受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文人当作座右铭。解放初,父亲因二十多年没用毛笔,重练毛笔字,此时他把《西铭》全文抄写了一遍。《西铭》中有这样的话:“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将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甘愿被听信谗言的父亲放逐的伯奇,视为道德的典范。《西铭》结尾的话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其以顺从为人生准则,与耶稣的精神是一致的。

父亲在代人受过、被强加罪名时,很少为自己分辨,而总是逆来顺受,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自污。他1980年在监狱里对工作人员说:“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见萧思科《超级审判》下册630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学的影响。

陈小雅:我注意到陈伯达说过,听天由命,“党就是我的'天'”,党怎么安排,他就接受怎样的命运。这里,令我非常感叹的是:所谓“君臣关系”,并非完全是一方面强加给另一方面的,而是双方在一种共同认定的政治伦理规则内互动的结果。有这样的臣,固然因为有那样的君;而有那样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样的君!有这样的党员,也就有这样的党。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这个看法?我读叶永烈写的陈伯达的传记也好,读你编辑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也好,总有一种感觉,他和毛共事的时候,人性总是得不到舒张,而他和所谓“林彪集团”搞到一起去--尽管你否认这种描述--以后,人性是舒张的,他的人格似乎也变得无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看法,而原因又是什么?

◇ 陈伯达为何出任中央文革组长?

陈晓农:说到父亲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关系。父亲说过,他与他们几位是工作关系,没有太多的接触。

陈小雅:我听邱会作的儿子说,他们家原来有一幅你父亲题写的大挂轴,每个字都有小脸盆那么大,内容是:天地驰驱客,英雄清静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尘。邱路光说,他那时还不知道“寐”字怎么读,所以读成“床”字。庐山会议陈伯达倒霉后,他不得不把这幅字撕了。但那木轴的质地很坚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断。

陈晓农:我问过我父亲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父亲说:“林彪说话不多,他生活好像很简单。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里,见他一个人在过道吃饭,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人陪他。”“黄永胜他们几位,我觉得都比较老实。他们和我议论过江青、康生、张春桥。有一次黄永胜说,康生这个人,血压那么高了,还在忙着整人,连命都不要了。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后来写过一份材料,我说真正的四人帮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这四个人。过去说王、张、江、姚,其实,除了那三个,另一个应当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里面有一些新的事实。作者写道:“陈伯达一直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为什么倒是他主动'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为什么江青等人对陈伯达有着近乎“刻骨”的恨?这些费解的事一经点破内幕,顿时令人恍然大悟。

陈伯达即便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不能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挤打击,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九大'前很早的时候,林彪对想辞去中央文革组长一职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   父亲一直想辞职,却未能有个了断,看来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对他辞职进行了劝阻,目的是为了不让江青的图谋得逞。

我觉得林彪和父亲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权的问题上有些意见交流,是正当的。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同周恩来也有所交流,在《陈伯达遗稿》第115页中已有记录。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大局而同两位主要领导人进行的工作交流,而并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于陈伯达与林彪没有结盟关系,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出了几点证据:其一,是九届二中全会上“称天才”的语录,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是临时让秘书找的。

会上唯一违反常规的事情,是“揪张春桥”,但那是汪东兴提出来的。其二,至少在华北,陈伯达的行为被民间看成是与林彪对立的。其三,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批陈”以后,林彪曾对其下属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

”林彪的下属们果然照办了。(见萧思科《超级审判》下册630页。)如果有同盟关系,不应有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三”事件后,在一系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泽东亲自将“林陈反党集团”改为“林彪反党集团”。

  ◇ 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为帝王师?  陈小雅:我在读叶永烈写的陈伯达的传记时,觉得主人公有一种“为帝王师”的旧式知识分子情结,你认为有没有?是不是作家对他的行为诠释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我这个读者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陈晓农:这个问题我没有细想过,但我觉得“为帝王师”可以说是儒家的一个传统。

孔子、孟子都是“帝王师”,他们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自然也都是要“为帝王师”的。

接近帝王的,可以直接对帝王进行说服开导,不能接近帝王的则以其策论、奏章等间接对帝王进行开导。儒家是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本来,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可以过问。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制,政治决定权高度集中,这本来也是儒家的主张;另一方面儒家又鼓励士人参与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结果,参与政治,“治国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帝王师”了。

从这一点来说,“为帝王师”是普遍现象。但我感觉父亲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他只是“记室”,也就是秘书,而不是“帝师”。有人把他和陈布雷相比较,是有些道理的。

陈布雷也只是“记室”,而不是“帝师”。  ◇ 哥哥陈晓达自杀原因:失恋还是工作失误?  陈小雅:关于你哥哥陈晓达自杀的原因,你能不能谈一下?你父亲对他和李敏的恋爱持何种态度,生活中有没有流露过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你认为陈晓达是因为失恋而自杀,还是因为工作失误而自杀?  陈晓农:这件事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已经写过了。

我父亲那时很忙,而且我哥哥与李敏来往最多的那个时期,即1958年冬和1959年春,我父亲不在北京。

他那时正在福建和广东的农村搞调查,所以他是在他们分手后才知道情况的。那个年代,青年人谈恋爱,不会先向大人声明是在谈恋爱。我哥哥自小与李敏熟悉,他们有来往本来是自然的。

至于我哥哥自杀的原因,我在书里也谈了,我认为是多种因素的结果。  我哥哥小时候是个任性的孩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先驱者的后代》,有篇讲陈昌浩儿子陈祖涛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飞机就要起飞了,陈伯达和他爱人也在送行人的行列中,陈伯达的儿子小老虎(陈小达)被保姆抱着在飞机上玩耍,无论如何不肯下来,并且大哭不止。

最后周恩来只好说,那就都去吧。就这样,飞机载着四个小伙伴,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起飞了。

”父亲也说起过这个情况,可见哥哥的任性。前两年,哥哥在苏联时的一个同学跟我说:“你哥哥学习非常好,他得了金质奖章。极少有人能获得金质奖章。他后来又顺利考上了莫斯科大学。

”哥哥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任性而又顺利,这使他在连续的挫折面前失去了承受的能力。  ◇ 文革中的父子来往  陈小雅:以前我们谈过,你父亲在你的教育、升学与择业问题上的干预。

下面,我还想请你谈谈你们父子之间的交流情况。父亲经常对你有指导吗?文革大潮中,你们有什么交往?  陈晓农:文革前,父亲在外地出差的时间往往比在家里的时间长,所以很少有与子女交谈的时间。偶尔谈话时,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更不让我们看他桌子上的文件,不像有些高干,随便把文件拿给子女看。

(详见陈小雅采访录《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我一生只收到过父亲的三次信,都是我去内蒙后写给我的。

其中1966年7月我因公回京,在离家与同事会合将返内蒙时,父亲写给我的一封,已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引用过。原文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作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

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有前途,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民血肉的部分。

不管怎样,我们总只是群众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你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  还有两封,是我1965年8月到农村以后时间不久收到的,其中9月22日的信内容如下:  小农:你以前来的两次信,都收到了。

你给岭梅的信,也看过了。我和妈妈最近都有些事,迟迟未复,让你心里着急,这是我的不是。  你决心到乡里去做普通劳动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年青人,如果不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的各种事项,知道他们的心,而同群众格格不入,将来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劳动方面多多注意,要学习各种技能。睡觉最好要有八点钟时间。这样,对劳动和其他工作,都会做得更好。

如果睡觉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会影响劳动和其他工作,实际会降低质量。对这点,如有机会,可同领导者和同志们商量一下,看看怎样办才有利。  初到乡村,一切不熟悉,当然会有些困难,但持之有恒,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

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有病(几天内可好),近日到医院住,所以不能给你回信,但她是很关心你的。小英考上了护士,很高兴,岭梅,弟弟,都好,请放心。有些事,由岭梅给你写详细点,我不多说了。

祝平安!  此信发出后,10月9日叔宴妈妈给我写了信,父亲又在该信后面附写了以下的话:  小农:妈妈的话说得很对,你要记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静思索,要同群众商量,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熟悉群众,熟悉劳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成一个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父亲在信中表示支持我到农村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后,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坚持下去。  然而,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因我的身份是公开的,总有人做文章,我难以应对,我的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于是我向内蒙古安置办公室提出希望更换劳动地点,将身份保密,得到了同意,可当时的混乱局面使事情无法落实。

1967年冬,我向父亲秘书王保春谈了情况,他安排我先到医院检查治疗,就和父亲商量让我到工厂去当工人。

起初委托天津的同志帮安排,没几天,受委托的同志被江青点名打倒,父亲只好转而委托李雪峰同志帮助在石家庄安排。  ◇ 唯一的一次“走后门”,为的是去当工人  陈晓农:1968年初的一天,父亲领我去了李雪峰家。

父亲对李雪峰说:“麻烦你安排他到工厂当个工人。绝对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个学徒工,从学徒做起。”这样,我就到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当了学徒工,学徒期是两年半。

1970年父亲倒台后一个月,正是我学徒期满转为一级工的时候。从此我就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12月才有了第一次探监的机会。  我在工厂时,身份是保密的。父亲倒台后,1970年底,省里已将我的情况通知厂里,但表面仍一切照常。

那时,父亲的一个秘书、原8341部队干部缪俊胜给我写过信,告诉我不能回家,信里没有解释任何原因。1971年新年过后,我很苦闷,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想自己回家看看,就跟班组领导说了。

车间书记马上找我谈话,说省里通知,我不能离开石家庄,并说这样做是对我好。我才明白父亲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10月份传达林陈反党集团文件后,厂领导和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身份公开不公开由我自己决定。

我想这时候了,不公开别人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必要,就在车间会上公开了身份。一些朝夕相处的工人直到此时才知道我的情况。  ……  父亲平时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他对子女当然也这样要求。

他倒后,“小小老百姓”这句话也被人加以种种罪名。其实,这句话不过是吐露了他希望离开官场,过百姓生活的心情。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刘盆子”。“刘盆子”是东汉末年一个放牛娃,因是皇室远亲,被起义军强拉出来当了傀儡皇帝。父亲自比“刘盆子”,以表明接受任职的不得已。

一个人总有他的本色。就像许世友征战几十年仍在多方面不失僧人本色一样,父亲为中共中央服务几十年也仍持有书生本色。

◇ 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陈小雅:从陈伯达一生的行为轨迹看,他确实实现了儒家倡导的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陈晓农:作为书生,父亲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福建读书人自古就有亦官亦民、弃官为民的传统,官民界限看得淡。朱熹为闽学的开山祖师,一生多次弃官为民。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父亲的书法即取“仲晦”为笔名。明代泉州人李卓吾,别号李温陵,也是弃官为民。清代主持泉州清源书院的陈寿祺,是父亲曾祖父的老师,也是辞官讲学者。父亲希望像前辈乡贤那样回归民间,即便得不到许可,也自视是百姓,与其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

我下乡前,1965年春夏间,父亲对全家人说过,他正式向中央提出过下放的请求,但没有得到批准。父亲晚年说:“毛主席知道我想离开,想了很多办法留住我。他提出办《红旗》杂志,也是想留住我。”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提出过下放的请求。六十年代,他又提出过退休的请求,受到了刘少奇的批评,《陈伯达遗稿》第142页有父亲对此事的记录。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父亲觉得累了,想换个环境或退休为民,应当是不难理解的。

陈小雅:据你看,陈伯达提出下放也好,退休也好,是因为什么原因?

陈晓农: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曾述及他在建国前后起草过《七大政治报告》、《共同纲领》、《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件,以及他第一个提出在文化科学上应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一个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在“人民内部”后面加了“矛盾”二字);以及在八大决议中提出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即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等等。

据近来看到的材料,父亲还第一个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上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所载刘少奇1948年9月13日讲话《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这个政策对五十年代初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父亲的工作量很大,为完成这些工作他已瘁心竭力,疲惫不堪,所以希望休息。一般人都知道军人征战不易,较少想到文政同样艰难。正确的内外政策和根本大法,对于新政权的稳固至关重要,所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陈小雅:除了“疲倦”,还有没有失望的成分在其中,觉得若不能实现理想,不如退而“独善其身”?我知道,他年轻时代是很有雄心壮志的,譬如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叫“伯达”,实际上是斯巴达克思的音译;他还发起过三十年代轰动全国的 “新启蒙”运动,你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个被历史湮没了的“镜头”……陈伯达如果对照他的晚年,是不是距离这些理想目标太远了?

◇ 陈伯达首倡的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

陈晓农:关于新启蒙,应由历史学家根据原始文献来研究。概括地说,新启蒙运动有两大主题:抗日和民主。其纲领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见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1936年9月10日)

新启蒙运动主张团结文化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号召“组织全民族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并强调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父亲在《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我们还需要“德赛二先生”》、《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无罪》等文中对新启蒙运动作了论述。

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还有张申府、艾思奇等,响应者比较广泛。父亲说,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哲学,他们曾多次见面,商讨新启蒙运动的事。和艾思奇则是文字交流,艾思奇那时在上海。新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如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所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凡是救亡运动所能波及的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多受了它的影响。”(见该书1962年版第二卷330页)

2003年初,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说:“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见2003年《炎黄春秋》第3期)  其实,官方史书不提新启蒙的原因很简单。父亲倒后,新启蒙是受批判的。代表性的批判文章,我见到的有1974年第9期《学习与批判》上的《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和1978年《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上的《“国防哲学”就是投降哲学--评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等。

  198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

中国哲学史卷》对新启蒙运动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评价。此后一些著作陆续有所介绍,但中央权威部门的出版物对这一运动仍是不提的。  无论是头等大事化为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父亲提出的主张,有的在实行时走了样,有的只被部分采纳或未被采纳,总之,父亲挑担子挑累了,想换个轻活儿或好好歇息,这是实在的想法。

此外,他感觉到与领导在思想上有分歧,也是想离开的原因。  父亲想下放和退休的请求未被接受,此后他服从党的纪律,继续为中央服务,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基本不是积极主动,而是被推动着工作。

对很多事,他是勉强、甚至是违心的。他还时不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异议。所以,毛泽东说他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

周恩来1970年9月3日也指出:“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叶群同年10月13日在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中也说“陈伯达动不动就撂挑子”。

这些说法,印证了父亲与领导在思想上存在分歧的事实,印证了父亲晚年确有离开中央之意。至于他在中央的最后阶段再度要辞职却最终未能辞,原因在前面已说过,是因接受了林彪的劝阻,防止江青趁机揽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主要的,是父亲提出并坚持“唯生产力论”,不肯认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是“从来没有配合”、“长期不合作”和“动不动就撂挑子”的根本原因。  当然,父亲想离开中央,是希望能好来好去,好聚好散,“安得君恩许归去,东陵闲种一园瓜。

”东陵侯被废后学种瓜一类故事曾是他乐道的。可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在被关押十年之后又被判了十八年重刑,对此他只能听凭摆布。

  ◇ 陈伯达与周扬的厄运  陈小雅: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你曾谈到你父亲和周扬1982年4月会晤的情况,但以后两人的间接交往情况没有多谈。

最近,我看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里面又提到这件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周扬犯错误,与他和陈伯达的交往有关。但在我们看来,那是周扬的觉悟,当然,也与陈伯达的觉悟有关。你能补充一些这方面的细节吗?  陈晓农:1983年5月周扬发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讲话,事先父亲并不知道,报上刊登以后,父亲看了也觉得提法很新,随后翻阅了一些文献。

不久,报上有一些商榷的文章,语气尚和缓。很快,周扬委托一位同志来询问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记得父亲当时想了一下,约略谈了几点:“'异化'的提法,马克思早期用得多些,晚年用得少些;他后来更多地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人们继续研究。

”9月底,父亲因腿疼加剧,住进位于小西天的解放军262医院,10月份,报上突然对周扬点了名,并把周扬文章的观点上纲为反对社会主义。父亲很感意外,对我说:“糟糕,这样一来,周扬会很难过的。”我回答说:“不会吧,他过去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父亲说:“那不一样,现在他年纪老了。”父亲一时很焦虑,说:“不会是因为跟我的来往连累了他吧?原来约好出院后和他再见一面。看来只好拖一拖了。”  父亲再也没有机会和周扬见面了,他出院不久,周扬就病倒了。

父亲看了胡乔木写的批判周扬观点的长文,对我说:“胡乔木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他过去基本上没有写过哲学方面的文章,对哲学问题不熟悉。”我说:“他过去好像写过一篇评论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

”父亲说:“那不是哲学文章。”停了片刻,又说:“总之,这些问题是属于比较高级的理论问题,应当允许讨论,不能这样随便下结论。”  前两年听说,胡乔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命而作,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我还不清楚。

  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曾说周扬和父亲“先后轻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厄运”。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努力避免做坏事,却偏偏躲不开命运的摆布,在无意中犯了杀父娶母大罪的底比斯国王。

俄狄浦斯知道真情后,刺瞎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流放出国,在雅典附近的科洛努斯死去,在那里被大地吞没。这是古希腊最深刻的悲剧故事。古希腊最杰出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将其写为剧本后,亚里士多德称该剧为“悲剧的典范”。

你可以说周扬和陈伯达这两个文人有这样那样的大过,但应明白,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在特殊时期的一些所作所为和他们自身的命运,本质上不由他们自己主宰。他们像俄狄浦斯一样坦诚,也像俄狄浦斯一样以实际行动改过。

    ◇ 对父亲的总印象  陈小雅:你是陈伯达诸多子女中,陪父亲度过最后几年时光的孩子。在访谈该结束时,可不可以再概括说几句?  陈晓农:父亲原本是个教书匠,从17岁开始,先后在惠安和厦门的许多小学当教师。

22岁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30岁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讲授世界经济,后到北平中国大学讲授先秦诸子,同时先后主编过《民族战旗》、《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面为教育操心忙碌,一面为救国呐喊奔走,如他年轻时一位乡亲的调侃:“七文钱的面孔,为国担忧。

”33岁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教书。

建国后也曾主持马列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他一生中教过的学生难以记数,然而一旦以言获罪,身陷狱中,则划清界限者有之,毁师求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

不过也有一些态度迥异者。  史立德、张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和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在父亲去世后,他们不顾年迈体衰,不避时忌,拄着拐杖来到告别室,在父亲遗体前痛哭失声,其情其景,难以言表。

而马列学院的学生中,只有洪禹一人到场。  偶尔我也遇到过老百姓中的父亲的学生。1982年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在发行科工作,不久,因图书资料室缺人,领导让我到该室跟一位老先生学古籍编目。

老先生名鹿辉世,解放前曾在辅仁大学教历史,是陈垣校长的助手,后因病辞去教职,解放初病愈想重新工作时,却因曾是北京市的参政员,去有关部门登了记,结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学。他是退休后被杂志社临时聘用的。

鹿老先生一见到我就说:“我也是你父亲的学生。那时我是中国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你父亲是教国学系,但他讲大课时我也去听过。”  过了两天,我想到“鹿”这个姓很少有,就问老先生:“您老家是哪里?”老先生答:“河北定兴。

”我又问:“那鹿传霖……”“是我曾祖。”老先生应声而答。  我俩的话马上多起来。老先生问到我的高祖陈金城,谈到他熟读过陈金城老师陈寿祺和寿祺之子陈乔纵的书,还说他自己跟吴承仕先生也很熟,当年还有人想介绍吴承仕的女儿跟他谈对象……。

似乎世界一下就变小了。  说来奇怪,鹿传霖是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陈金城只是道光年间的刑部主事,哪跟哪呀,可他们的后代碰到一起就觉得很投缘,也许就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吧,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

父亲得知有这样一位文史专家做我的老师,也很高兴,叮嘱我一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学。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单位领导嫌老先生已年过七十,硬把他辞退了。

  回顾此生,我总会想起宋代陈与义的两句诗:“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人们总是在事情过后才容易清醒些。想来,将来的人们,会比现在的人更清醒些。  陈小雅:在这方面,我倒是认为,将来是既可以进化也可以退化的,关键看我们今天怎么做。

无论如何,非常谢谢你能够接受我的访谈!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对此感兴趣的。更多博文: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张玉凤为什么不写回忆录 张玉凤守住了毛泽东晚年的秘密? 40年后《“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在京召开 林彪案之谜 大浪淘沙话林彪 林彪死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林彪女婿明年想接林彪遗骨回家 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吗? 还是林彪厉害 林彪事件的谜团能解开吗? 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