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蜀芹去世 艺术传承中的家族影人 黄蜀芹的电影世家

“(我们)这一茬人,五十年代受理想主义教育,是‘荡起双桨’的一代;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你死我活’。承受着与理想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现实;到了八十年代的好时光,已是不惑之年;到了九十年代,不管你是否认帐,电影的商业属性已经大摇大摆地,巨人般立在你面前。

真正的女性思维不属于主流思维,常常不具备商业性。于是,无形的压力会阵阵袭来……”①还原一个真实的黄蜀芹和她的家庭谈何容易,截取她的只言片语很难描述一个艺术世家丰富的人生历程。笔者仅仅希望能通过这位立足女性主义“写作”的女电影人生活的些许碎片,窥见她不凡的创作生命。

(一) 艺术人生:黄佐临

1939年的夏末秋初,在上海沦陷区,孤岛艺术家黄佐临的家里,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这一年他已经33岁了,为了纪念佐临的母亲,取名——黄蜀芹。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字会在几十年后鲜亮地印在新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的旗帜上。

黄佐临,一个在电影界曾经如浮光掠影般闪烁过的名字,却在戏剧界整整活跃了60年;一个似乎只有在追溯黄蜀芹或郑大圣时才会提及的名字,却曾经也跨越戏剧界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过孜孜的探索。从1947年成立的苦干团成员到解放后上海人艺的校长,他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这样的一个人,从他一生闪烁的华光,或许能够折射出这个艺术世家的风华传承。“在黄佐临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求索精神”,②黄佐临小时家境优裕,但他的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家务都培养子女自己做,由于种种机缘黄佐临并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早婚和子承父业。

19岁时他留学英国,学习经商打算继承父业,不成,继而改学社会学。

黄佐临的艺术天赋早在15岁就显露出来,还在中学时期就接触到了第一个外国剧本《社会栋梁》(易卜生)。而到了英国他更是如鱼得水,22岁时的他就把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东西》寄给了戏剧大师萧伯纳,并收到了回信,这对于他的艺术生命的萌芽是莫大的鼓舞,正如同他在后来对于子女的影响一样。

29岁时他和也是毕生献给艺术事业的演员金韵之在相爱多年后完婚,一对艺术伉俪就这样结合了。33岁的黄佐临喜得长女黄蜀芹。1947年黄佐临加入文华影业公司,这家公司在当时的电影业是以“艺术”自居的,旗下聚集了像费穆、柯灵、石挥、桑弧这样当时的文化界精英。

黄佐临于1947年为文华公司拍摄了《假凤虚凰》,影片在放映时还引起了一阵小风波,却为影片迎来了可观的票房。

黄佐临一生拍摄影片13部,最后一部影片是75岁时拍的《陈毅市长》。而黄蜀芹最早涉足电影业也是家学机缘,和黄佐临合作过的桑弧在《不了情》(1947年)中就让黄蜀芹扮演其中男主角的女儿,一个有点娇惯,会弹钢琴的富家小姐。当时她才7岁,一个流光异彩的世界就这样映在了小黄蜀芹的眼里,艺术的种子有天分也有家传。

(二)女性主义的轻声吟唱

黄蜀芹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父亲黄佐临母亲金韵之都是留学归来的青年艺术家,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又受过西洋启蒙思潮的浸染。这样的家庭给了黄蜀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天马行空的思想翅膀。这一点从《人·鬼·情》(1987年)中的虚实交接的镜头语言处理和女性立场的行为外化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她热爱艺术,在她高中毕业时就报考电影学院,而恰巧那年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为了完成电影梦,她索性下乡待了两年,直到梦想的大门再度为这个憧憬艺术的少女打开。1959年又是一个年代的末尾,如同二十年前迎来生命一般,她又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次起航——她如愿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四年的学习转眼过去,毕业时赶上了“你死我活”的六七十年代,就是在这场人被剥夺了一切的浩劫中,她经历了父母的受迫害、丧母的痛切和悄悄流逝的花样华年。

什么样的力量给了她在经历了这样的年月却依然能够坚定地为艺术而特立独行地创作?在第五代发韧的八十年代,她何以有这样独特的视角书写女性?她没有八十年代在压抑过后的“时代反叛”,而是把镜头给了女性——一个超越时代的、边缘的主题。这其间除了来自于一个不凡年代的经历外,恐怕那来自家庭流淌的血脉也时时给予她一生的启迪。

从1981年的《现代人》到最近的一部影片《嗨,弗兰克》(2001年),迄今为止她共拍摄了8部影片,3部电视剧。一个并不多产却力求完美的女艺术家。她把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情感依托在《人·鬼·情》和《画魂》(1993年)的女艺术家生命历程里,可以说在她的作品里呈现出来的是艺术的书写,生命的书写。

1987年,一个令人亢奋的年代,从《红高粱》,《孩子王》到《最后的疯狂》,影坛上闪烁着太多的光芒,甚至都已经耗尽在《人·鬼·情》来临的前夜。就是在这一个年末它却披星戴月地,完成了87年真正的“最后的疯狂”。

查阅87年的报刊杂志很难看到关于黄蜀芹,一个年近50的女人所创作的“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③的相关报道,1988年《人·鬼·情》获得了第8届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和最佳男主角奖,一鸣惊人不是意外。

对于80年代,一个大刀阔斧求新求异的年代,思想在作品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是正如后来黄蜀芹自己也提到的这种“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她何以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想法?这作为她自己而言也是一个突破。

在《人·鬼·情》之前她拍过四部影片:处女作 《现代人》 (1981年),是关于她所理解的当时的当代人生活题材的影片;《童年的朋友》 (1984年)、《青春万岁》 (1983年),是关于孩子的两部影片;另一部是商业片《超国界行动》 (1986年)。

如果说这四部影片都是在探路的话,《人·鬼·情》就使她成为成功的“旅梦人”,也正是这部影片奠定了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1993年,黄蜀芹继《人·鬼·情》后,拍摄了她的第二部女性题材影片《画魂》,依然是描写女艺术家的一生,女性的关怀跃然荧幕,比起前一部,显然《画魂》要内敛很多;没有了《人·鬼·情》里的虚实幻化,褪去了探索电影奇异的外衣,更为写实地突显了一个女艺术家波折而绚烂的生命个体呈现。

在考察黄蜀芹的作品时可以看到作为女性创作者典型的特质:女性书写,边缘书写。这是不可避免的,女性的身份注定她与生俱来的关怀取向。黄蜀芹的8部电影中只有早期的两部《现代人》和《超国界行动》是较为中性的题材,其他的分别是青少年题材、女性题材、老年人题材、父子题材(《我也有爸爸》1996年)。女性的身份给了她一个不同视角,她透过这个视角观照整个世界。

(三) 一个艺术世家的传说

有时想想艺术,真是了不起,至少它在艰难的年代可以慰籍人们苍茫的心灵。想起了《钢琴师》 (2002年,波兰斯基),也是一个非常岁月里的个体经历,艺术的心灵给了一个艺术家高于生命的东西,甚至是生存的勇气。很喜欢刘小枫的《记恋冬尼娅》,描述了一个非凡的年代里,人们对于生命和生活的选择,有可能是两种,一种是作保尔(集体事件的加入者);一种便是冬尼娅,她身上有着艺术家般的气质,这样的个体生命也曾经让革命的儿子(保尔)澎湃着爱情的潮水。

艺术给了她自由的灵魂和坚强的信念。也许这样来比喻60、70年代浩劫中的选择并不合适,仅仅想说的是艺术给了人怎样的一颗魂灵。正如笔者所一直思考的,是怎样的力量支持着这样的一家人渡过那样的年月,是怎样的情感让他们依然可以在冰雪后重生?黄佐临老人一直创作到生命的尾声,他的最后一幕戏是在1991年,85岁高龄时完成的。艺术铸就了怎样的人生?让人不禁惊叹!

黄蜀芹就是这样一个血脉和艺术气质的传承者,她用生命书写的恰是那如艺术般的生命。引用一位长者对黄蜀芹的总结:“父亲和母亲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人格榜样和民主意识。这种影响是终生的,深远而刻骨铭心的”。④所以也正是在这个艰难的时期,黄蜀芹孕育着另一个生命,她的儿子——郑大圣。也许是父母所赋予的坚毅人格给了这样的一个艺术之家传承的血脉。

90年代,这个电影家族又迎来了新的一页,1990年黄蜀芹执导了电视剧《围城》,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到家学渊源的话题。当时黄蜀芹改编《围城》取得钱钟书先生的首肯是很艰难的,这里边“除了一片真感情感动了钱钟书先生外,还深含着‘两代人的交情’。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的第一部喜剧,当年就是黄佐临导演搬上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文脉相通和处境相同的理解,穿越了半个世纪的岁月。所以,黄蜀芹成为了接续四十年代文化和前辈知识分子理想的后来人。

”⑤而《围城》也不负众望,获得当年全国电视飞天奖最佳导演奖、全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导演奖。当然最让人鼓舞的莫过于原作者的肯定,在钱钟书与黄蜀芹的通信中足以看出这种父辈般的爱护和支持:“录相带已于适自英国归来之小女,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苏小姐,高校长,方鸿渐,孙小姐,汪太太等角色甚佳,其他角色亦配合得宜。

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这样的语句,是长者的鼓励也是自己辛勤的回报。

在谈到《围城》改编过程中对于时代和人物的把握时,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有点必然性。“我认为自己也有这种坦诚,自小就在上海长大,父母就是三十年代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更巧的是父亲黄佐临的经历,与方鸿渐同年同月归国。

”“虽然他们这些经历在我出生之前,但也会使我产生一种人生‘体验’,感受到方鸿渐那种‘走哪儿飘哪儿’的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人生况味。”⑥就是这种对生命血脉的传承,对生命感悟的领会为后来的电视剧《孽债》打下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而也就是在1990年,黄蜀芹送儿子去了美国深造,学习电影制作。这位在2000年发轫于一部《王勃之死》的新人,其实早就酝酿在一个艺术的殿堂世家里,“正如大树虽然颓然倒下,根脉却深深地埋扎,从此新枝嫩叶又不断地萌发。

”⑦这就是老一辈对新一代的期望和厚爱。当大圣以该片荣获首届优秀电视电影百合奖一等奖、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时,先人已逝,骨风尤存。他的外公黄佐临已于1994年仙逝,而儿孙们依然流淌着先辈的血脉,继续着艺术的道路,这是对先人的慰籍,是生命的传承。

想起了黄蜀芹在回忆儿时“跟后台”的情景,“我们在后台做完功课,就去侧台或前台看戏,我最记得的是《牛郎织女》,明明是可以捏在手里的死木头喜鹊,怎么到了台上就会飞上天去,还亮闪闪地张开翅膀?每演到这里我必奔去看,我还喜欢看妈妈演王母娘娘。

舞台简直是座奇妙的仙境,演员上台后会不由自主地飘逸起来,成为另一个人。侧幕与舞台光区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门墙相隔,没有划界,区别却又那么分明,一切多神秘!”⑧

艺术的一生是绚丽的一生;艺术的传承是心灵的传承;如果没有当时后台看到的“亮闪闪地张开翅膀”的木头喜鹊,也许那《人·鬼·情》的瑰丽与哀伤将在别的地方。虽然没有看到关于郑大圣的儿时艺术天分的启蒙,但是,足以想见,在他那自己自在般的名字里,一定早就刻下了电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