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梦】舒红兵的赤子情怀
“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为国奉献的理想信念,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国家提供的科研和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一位“海归”的“中国梦”,这位“逐梦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舒红兵。
他从山乡走出、从美国归来,8年前,扎根江城,在珞珈山下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逐梦之旅;两年前,44岁的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武汉大学乃至全国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他的“学术梦”正在祖国的沃土上开花结果,而给予他强大支撑的,是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情怀。
报国梦
1967年,舒红兵生于重庆市荣昌县的一个偏远农村,直到上大学时,村里才通了电。舒红兵谈起每天早上母亲一边打猪草、做饭,一边听他朗诵课文的往事时,仿佛能触及内心最深处的柔软。母亲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9岁那年,因为一次医疗事故,母亲与他阴阳两隔。也许正是如此,在他的心灵深处,暗暗许下要用知识造福人类生命健康的诺言。
读高中时,家徒四壁的舒红兵买不起鞋,只好捡来两只不一样的拖鞋,走进课堂。被别人嘲笑后,他索性开始了赤脚求学路。家境贫寒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发放的每个月两三元的补助金。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仅考上了大学,更走出了国门。
尽管他在美国一待就是15年,却并未加入美国国籍。在他心中,有一片魂牵梦萦的热土,一个念念不忘的故乡。舒红兵说,“是国家和人民帮助我渡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光,更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让我从一个几乎走投无路的山村少年,变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报答党和国家以及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
1999年,在舒红兵32岁这一年,他终于圆了自己的回国梦,成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开始了在祖国的教学和科研生涯。当时他还没有全职投入北大的科研工作,他希望借助美国的研究条件和平台,促进国内科研加速发展。
在他的心中,全职回国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梦想。2005年的一天,美国,同实验室的博士后拿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舒红兵说,武汉大学在招聘院长,你不是一直想要全职回国吗?舒红兵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从小到大,我从未做过带‘长’的工作。”他笑着说,第一次挂帅,就是院长。“我第一次踏上了这人杰地灵的荆楚大地,来到这有着光荣历史的江城武汉,走进了此前完全陌生的百年名校武汉大学,开始了我人生中一段新的奋斗历程,只为着尽己之能,报效国家的信念。”
兴院梦
舒红兵到任后,学院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一位老教授问他,“你是‘飞鸽牌’,还是‘永久牌’?”
舒红兵明白,发问者是担心他在这里干不长久,因为当时他已是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有自己的项目和不菲的科研经费。国内生物学领域引进人才时,也存在两边兼顾、无法全身心投入的情况。“放心,我是武汉大学的‘永久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打消了众人心中的疑虑。
为了安心扎根武大,舒红兵立刻在武汉安家,甚至动员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的女朋友中断学业,提前回国。
当时的学院,学科发展不平衡,教学、科研、师资队伍等各项工作都存在很大困难。在这时要挑起大梁,家人和朋友都不看好,甚至有人断言他“顶多干一年”。
但舒红兵带着一股执着的热情,来到了珞珈山。“我就不信自己干不好。”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跑遍学院上上下下,拉着教师、职工、学生聊天摸底。渐渐地,一幅改革画卷在他心中悄然铺开。
立院兴院,首先要树正气。他下定决心,制定和履行“铁规”“戒律”。在他的倡议下,生命科学学院在全校率先成立“教授委员会”,倡导民主办学理念。在党政联席会授权范围内,凡涉及学院改革和发展的大事,如人才引进、专项经费使用、学科布局规划、大型仪器设备购买、职称评定,以及学院未来发展规划等等,都需要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除此之外,“广开渠道引人才”、“坚持原则不退让”都是舒红兵坚持的改革之路。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理解,埋怨,甚至愤恨,各种牢骚话不时钻进他的耳朵;更有甚者,冲到他办公室,拍桌子,摔杯子……舒红兵仿佛掉进麻烦的漩涡,他曾问过自己,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咬咬牙,他都坚持下来了。“我决定的事情,永远不会回头,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他的目光中满是坚毅。
“舒红兵说话很直。”这是许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上任,他就炮轰学术造假之风,提出学术不端“零容忍”;第一次学科讨论会上,他没有唱赞歌,而是细数武大生科的种种差距与不足;各种场合,他都明确指出,做学问要大气,你们的竞争对手,不是身边人而是全世界!
生命科学是关于人类疾病健康、农业、生态环境的研究。但以前学院只有病毒学和植物学比较强,要想在主流领域竞争,必须引进新的人才。8年来,学院引进了20多名年轻教授,最年轻的不到30岁,绝大部分从事的研究与疾病健康相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狭窄的学科结构。”舒红兵说。
几年下来,生命科学学院扫清了制约学科发展的障碍,实现了学院甚至是武汉大学整个理科973项目零的突破,学院科研水平和经费大幅度增长。
“最让我欣慰的是,这里的文化、这里的氛围,都已经焕然一新。就算我现在卸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依然会沿着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不断前行。”他淡淡一笑,语气里带着自豪。
为师梦
2011年,隆冬,在武汉大学研究生网络投票评选十大“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活动中,舒红兵高票获选。
评选组委会在给舒红兵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您是学者更是智者。学术领航,争做一流;赤子之心,运驰伟力。曾经欧美的留学生,如今武大的顶梁柱,静能寒窗苦守,动能点石成金。您踌躇满志,只为一个深沉而热烈的信仰……”
他将这樽奖杯放在办公室显眼处。在所获得的荣誉中,这是他最喜欢也最看重的奖项之一。“因为这是学生们投票评出来的。”舒红兵言语中透露出对学生的眷恋,“是他们成就了我,他们是我人生与事业的一部分,是我事业的延续。”
舒红兵是良师,亦是严师。“为学先要学会为人。踏踏实实做人,才能够认认真真做学问。”他说。
他总是告诉想报考他研究生的学生,如果有下列情形,不要进他的实验室:无理想和抱负;不诚实;懒惰或不能自觉工作;经不起挫折和失败,无恒心和毅力;心胸狭隘、自私自利、没有忠诚或集体荣誉感;对本实验室的研究不感兴趣;不大量阅读相关文献;人云亦云,无批判性思维能力。
几乎每一位刚进舒红兵实验室的学生,都听过他的“科研人生”。为了培养学生的德才和意志,舒红兵总是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鼓舞他们。“在学术面前,如果你不懂,就要不耻下问,研究生无面子可言”;“你可能不聪明,但你不能不努力,不能不坚持”;“凡事要去‘挣’,而不是‘争’”…这些话语,每位“舒门”弟子,都耳熟能详。
师者,言传身教而育人。在舒红兵看来,“身教”重于“言传”。
实验上,舒红兵有时亲自带领学生操作。有一次需要做一个同位素实验,几天后都未收到学生关于实验的任何反馈。舒红兵明白,学生们对同位素的放射性有畏惧心理。于是,他带着学生一起走进同位素实验室,亲自示范同位素实验的操作,不到两天就完成实验。“我们这才知道,只要防护得当,仔细操作,同位素也没什么可怕。”从硕士阶段就师从舒红兵的李姝说。
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周末清晨,大雨。一位教授来到实验室,看到门口放着四五把伞,很开心自己的学生这么勤奋。当走到舒红兵实验室门口,却发现走廊上竟然撑着十几把雨伞,他感慨万千。
“舒老师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一个,节假日也照常工作。”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日长月久,学生们受他影响,整个团队形成了踏实勤勉的作风。
现已是学院教师的钟波回忆起,读博时,他有一篇文章被Immunity(《免疫》)杂志要求修改,此时,国内外还有两个实验室也在争夺该成果的发表机会,时间非常紧张。做实验需要大量的细胞,大家都停下手上的实验,把自己培养的细胞交给钟波。由于部分实验需要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实验室里七八个男生还纷纷献血,提供实验样本。最终该文章得以顺利发表。
“在舒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帮助。”2010级博士生雷曹琦说。
筑梦、追梦、圆梦,舒红兵,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怀揣理想与信念,正在武汉大学书写新的传奇。也许舒红兵的成功经历难以复制,但他的爱国热情、执着精神和为师之道,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慢慢琢磨,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