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志方仕途受挫 “仕途受挫”与“腐败开闸”

高勇有博士学位,有研究员职称,有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资格,35岁时如日中天升为正厅级,39岁时疾如流星沦为阶下囚。何以一蹶至此?据知情人透露,高勇有一次竞聘中国证监会的实权岗位,志在必得而不得,从此情绪低落,贪念萌生,疯狂受贿。舆论因此呼吁:“该是加强对官员进行挫折教育的时候了。”(据4月15日《北京青年报》)

挫折教育,一向适用于青少年,是针对青少年心志不成熟、承受能力弱的一项素质教育,把它套到官员身上,不免有点像成年人求医问药,却挂了儿科门诊的号。

诚然,希望官员通过挫折教育,学会正确对待个人得失,勿因仕途的一时裹足,铸成歧途的一世失足,舆论此情可悯。只是小儿剂量的药如何对付得了成年人的病?何况,在“仕途受挫”与“腐败开闸”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链条,倒是“曲径通幽”另有所在焉。

纵览近年落网的贪官,不论仕途得意之人,还是官场失意之人,一个共同特征是:只要为官,只要想贪,就能贪,就敢贪,以致贪官进账动辄千万亿万,“巨贪”纪录一再刷新。而在这些贪官中,受过仕途挫折的一些人,想必在“财源广进”时,又比他人多了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快感———没能戴到更大的官帽子,那就扒搂更大的钱袋子吧。如果把他们的腐败仅仅看作对仕途受挫的意气用事的“反弹”,岂不是“小儿科”了点?

以巨额受贿罪被判死缓的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其堕落轨迹同样从“仕途受挫”开始,因此也被当作“缺乏挫折教育”的反面教材。据报道,丛福奎当官期望值很高,先是谋求中央候补委员而未遂;接着谋求副省长职位“扶正”也未遂,一连串挫折令他感到升官无望后,就有了“井喷”式的腐败。其实,丛福奎现象反映了官场生态的一个侧面:“位高者为高”,“权大者为大”,一些官员的政治私欲由此而诱发,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一旦爬不上高位,权欲就会转化为物欲,并且呈现出十倍、百倍的疯狂。

由此看来,丛福奎、高勇们缺失的绝不仅仅是挫折教育,比起各种制度性监督的缺失,有没有挫折教育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比如高勇早在年纪轻轻一帆风顺担任凉山州副州长时,就有受贿的劣迹。比如丛福奎大肆敛财并非密不透风,却迟迟未被查处,直到他被中纪委“双规”前,还在主持河北省某市的“三讲”教育工作,在台上唾沫横飞地大谈人生观、世界观,大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简直就是对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制度的公然嘲弄。但何尝不也是在昭示这些制度的形同虚设、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