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蒋介石 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
■避免蒋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取得实效 古然作 在当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于迎合图书市场,或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原因,常出现一些偏差。
如有的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像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万字,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这些都是研究蒋的宝贵史料,但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的史实有出入,有的观点明显值得商榷,显然没有读过这些史料。
再如,有的著作在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上发生游离。
现在,虽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指称蒋介石,但应当看到,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第一把手的蒋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不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
所以说,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反动人物。
而有的著作在定位问题上发生偏离,说什么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
这些都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 方永刚在书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在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剿共”,还是抗日?方永刚剖析了蒋的内心世界,认为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其真实想法是“‘剿共’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也不能丢”。
于是蒋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子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
方对蒋当时的复杂心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李庆这样评价方永刚的这本书:许多同题材书爱标榜“全面、客观、公正”之类的字眼,方的这部书不逊于其它书,不攒、不堆砌材料,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
■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给予肯定 方永刚在很多细节上很下功夫,他不仅着重用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熏陶、蒋在安葬母亲时的悲情、逃往台湾前夕的无限感慨、传统文化对蒋介石世界观的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突出了蒋介石的“一个中国”立场,强调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如在描写与美国的合作时,也把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来。
同时,方还把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凸显出来,不像有的蒋介石传记只是浮光掠影地轻描淡写。
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刚在书中对蒋介石在台湾有一个总结,认为“蒋介石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
蒋介石在台湾27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
再如写到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永刚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王阳明就极为推崇,逃到台湾后,他将所居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86岁高龄的蒋还为“船山学会”颁词说:“王船山先生是我们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尽理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刚明确地指出,蒋提倡研究王阳明一是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地位。
所以,方还不无反讽地说,“王船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他能帮蒋‘心想事成’吗?”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其学界颇多争议。
方永刚在《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一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杨树标/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