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舒红兵:我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201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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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舒红兵,重庆市荣昌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198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学系,1990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95年于美国Emory大学获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能够采访到舒红兵院士,有些出乎意料.早就听闻他工作繁忙,为人低调,能查到的受访文章极为有限,所以记者做好了打持久战和迂回战的准备.9月23日是个周日,舒院士头天晚上才从外地出差回汉,保持着他的

舒红兵,重庆市荣昌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198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学系,1990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95年于美国Emory大学获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能够采访到舒红兵院士,有些出乎意料。早就听闻他工作繁忙,为人低调,能查到的受访文章极为有限,所以记者做好了打持久战和迂回战的准备。9月23日是个周日,舒院士头天晚上才从外地出差回汉,保持着他的习惯,一大早就来到了实验室。面对本报记者,这位45岁的全国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笑着说:看了你的采访提纲,我感觉有些话还是得说。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

记者:2005年,您在武汉大学的全球招聘中,成功受聘为生命科学学院院长。7年了,这个武大的新兴学科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前受访时您曾说,“我到武大来了以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好的团队,要找到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请问,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舒红兵:我来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生命科学是解决人的疾病健康、农业、生态环境的研究。但我来之前,武大生科院只有病毒学和植物学比较强,要想在主流领域竞争,必须引进新的人才。7年来,学院引进了20多名年轻教授,最年轻的33岁,绝大部分从事的研究与疾病健康相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改变了生科院狭窄的学科结构。目前,这些年轻人中还没有一人离开武大,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平台和对我的信任让他们留了下来。

其次,是学术氛围的改变。7年前,我应聘为院长后就对全体教师说过,我对“学术不端零容忍”。所以我招聘人的第一要素是人品好,有端正的科研态度。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我希望自己能够创造条件让每个老师学生安心做事,不折腾,希望5年后、10年后,生科院的面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年前,学院的科研经费只有2300万,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超过1个亿,在全国生科院走在前列,老师们集中精力治学研究,武大生科院也取得了一系列零的突破,2006年在武大理科申请到第一个973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随后几乎每年主持了新的973项目,有两个团队还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去年,我们和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湖南杂交水平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今年,我在武大培养的第一届博士生中,有一名学生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也是生科院一个零的突破。

记者:2011年12月,您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院士前后,对您的团队、对您本人的研究以及对您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变化?

舒红兵:除了被邀请的活动多一点,没有其他变化,和教学科研无关的我都会推掉,否则工作时间更少。

说我是“超级牛人”,让我脸红

记者:武大生科院的发展让人吃惊,您的实验室被称为“最容易得诺贝尔奖”的地方,您本人在网上被学生们称为“超级牛人”,您对这些称呼是如何看的?

舒红兵:这些说法让我脸红,也是我接受采访的主要原因。很多人的学问做的比我好,我很尊敬他们。国内的一些生科院也比我们发展快,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的差距还很大。如今,科学家已经被社会化,人们关注他们,会议论和评价他们,但作为科研者本人,更应关注做研究,而不是在媒体露脸。我从来都不是“超级牛人”,从我读书起,大部分人的智力都比我强,但很多人比不上我的努力,长年十几个小时呆在实验室,真不是一天两天的坚持。

记者:是什么让您坚持这么努力?

舒红兵:最早是求生存。我是农家的孩子,小时候没饭吃,想考个中师,捧个饭碗,但是没考上,只有继续上高中。考上大学,连普通话都听不懂,读硕士时,导师出国做访问学者,我不懂的就请教别的教授,这段经历是一种历练,培养了我的探索精神和独立工作能力。

后来我到美国,中国人在那里生存不容易,我只有做得更好,比他们更努力。这种压力慢慢变成了动力。我本身就对探知未知事物很感兴趣,在实验室呆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加上同行有竞争,谁不想提前研究出新的生命现象?所以说,做的比我好的同行,肯定比我更努力,我必须坚持,尽百分百的努力,至于取得多大成果,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