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回忆录 刘培育忆恩师金岳霖:把哲学系主任让给冯友兰

《文化广场》:在您眼中,金岳霖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刘培育: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在做学问方面,金老非常理性,抽象思维能力极强,不受任何人的干扰,而且达到很高的境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知识论》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冯友兰先生曾说,应该组织人翻译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仅有的中文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在生活方面,还得分两个方面来看。在朋友中间,他人缘非常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潇洒,人气十足。他说过“我的一生是在朋友中度过的。”朋友喜欢他,朋友的夫人和他的关系也很好,包括他们的下一代,都亲切地叫他“金爸”。金老晚年住院时,这些老朋友的夫人经常给他送吃的。张奚若的女儿曾这样评价金老:“如果说我爸有学问,金爸就更有学问;如果说我爸真诚,金爸就是非常真诚!”

但在这个圈子外,金老不太和人打交道,他对人、人类的看法有些悲观。在抽象思维上,他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但在人情世故上,却非常粗疏,见到一个生人,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打招呼。1949年之前他一直不愿意做行政工作,筹备清华哲学系时,只有他一个老师和两个学生。第二年冯友兰先生一来,他就主动把主任位置让了。

鼓励和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

《文化广场》:作为一代宗师,金岳霖先生培养了很多后来成名的弟子。他和学生是传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关系、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刘培育:他对学生非常爱护。他在北大任教时,有个女学生经济状况非常差,金老每月都给她交学费。有一次交晚了,金老立刻向自己的学生认错,赶紧把钱付了。金老当时家里有一个“星期六碰头会”,都是当时学界名流的聚会,他也让学生去参加。过年过节学生也去他家里吃饭。在做学问方面,他也很平等,鼓励和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观点不同,争吵都可以。周礼全先生的毕业论文就对金老的朴素实在论有不同看法,看到初稿时,金老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周礼全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答辩,一来一往越辩越激烈,别人还以为他们在吵架。最后,周礼全通过答辩,金老还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我们社科院逻辑室至今还保持着这个“争吵”的传统。

《文化广场》:作为教育家,金先生对教育问题有过专门研究,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有过深思熟虑的分析和批评。您能具体谈谈吗?

刘培育:金老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就是要造就学生性格上的发展,使其个性发展得到某种完成。”帮助学生“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修养和有文化的内涵。”“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金老批评中国的老式教育只知道背诵四书五经,不可能造就有独立人格和高度文明的人。他对美国现代教育制度也予以批评,认为它是把教育当作一种“营业”。他推崇英国的“绅士教育”,是让“所有的诚实公民都将确认他们自己,并且被相互确认为绅士。”也就是说教育的内在目的,是造就学生完善的人格。这是他一生坚守的教育理念。

我认为,金老对教育的思考,今天仍有意义。

他曾和一个美国女孩在一起

《文化广场》:在我们熟知的对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之外,据说金先生曾和美国女孩泰勒有过一段故事,是吗?

刘培育:是。她是金老念书期间认识的一个美国姑娘,两人后来一起去了欧洲。赵元任夫妇也见过。徐志摩有两篇文章里都提到过这件事。泰勒是想体验中国的家庭生活,又不想结婚。他们在一起有几年吧,后来她就回美国去了。

金岳霖对自己的反思

《文化广场》:金先生最重要的作品《逻辑》、《论道》、《知识论》主要完成于1925年至1948年。1949年后的金先生再没有重要的著作面世。五十年代金先生曾批判过自己的哲学思想,多次写文反思自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您怎么理解这个时期的金先生?晚年的金先生对此有过反思吗?

刘培育:理解金岳霖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变化,一定要明白旧中国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造成的有一种“被瓜分”的恐惧情结。而新中国结束了这种“被瓜分”,五十年代新中国的蓬勃、独立、热火朝天是金岳霖他们内心变化的最大推动力。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在内心深处检讨自己过去对革命没有做过什么贡献,有一种很大的内疚感。这是其一;其二,金岳霖哲学体系中某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的地方;其三,金岳霖思想深处追求的中国哲学的传统,也是帮助他思想转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