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父亲断绝关系 杨振宁是如何与他父亲断绝关系的?真相无人知

第二,杨振宁一直为中国奔波劳苦,报酬分文不取。

1995年,他受聘担任中央电视大学“大学物理”课的主讲,为大学生讲课。

本来早该“颐养天年”的杨振宁不辞辛劳,往返奔波,访问过国内几十所大学,应聘担任等几十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多次为大学生开课。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杨振宁四处不辞辛苦的学术演讲、科研活动,创建多所实验室,一概分文不取。他还协助、指导中国的大学建设了几十座物理实验室,在中国许多高校主持并且参与研究机构的创建。

比如,1986年他不仅应聘为南开大学的教授,同时应陈省身之邀,负责建立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并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对这个研究室的建立与发展,杨振宁从组织工作、专家构成、基本规划到学术活动、研究方向、具体课题,他都亲自过问,倾注了大量心血。

杨振宁对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前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也是功劳非常大。在创建过程中,他在物理、数学、化学等学科提出了一些可聘请的人选,并积极帮助高等研究中心找钱,耗尽心血为清华大学网罗人才、招兵买马。

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杨振宁先生表示,王校长要我帮助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我感到义不容辞,“我觉得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在以后10年、20年、50年之间,有在世界科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可能。”

这之后,杨振宁先生对高等研究中心内的附加设施进行了指导,并建议于1998年5月4日—22日面向全国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举办“加速器理论及自由电子激光讲习班”,聘请中心海外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赵午和美国布鲁克文国立实验室余理华主讲。据曾采访过杨振宁先生的清华大学校报原主编范宝龙回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筹建过程中,杨振宁先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仅因此事与清华大学的通信、传真及电子邮件就有几十封。

我在与杨先生的接触中,无论谈论什么话题,他都从不回避,愿意正面“接招”,而且敢于直言。这可能和他作为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不喜欢绕圈子。当然谈论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免会涉及阴暗的方面,杨先生并不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是他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话语间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辩护。杨先生习惯性地为中国的进步而辩护,已经成为他性格的一个部分。这与他从小接受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有关,也与他作为华人在美国长期受到歧视的境遇有关。或许,他也有局限性、片面性;或许,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某个观点不免带有几分“天真”;或许,他的判断也不一定都是准确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他的任何影响,但是,你不应该怀疑他的真诚。

3,葛墨林院士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由于他的这种性格,也让一些有世俗眼光的人加深对他的误解。

4,什么人最恨杨振宁?

什么人最恨杨振宁?一目了然。

朱邦芬院士:

现在网络上谩骂、造谣和污蔑杨振宁先生的话很多,我想他不在乎这些。他几十年来被人骂惯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盯着他,因为他是在中美中断了20多年关系后于1971年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回到美国后他到处公开演讲,称赞新中国的成就;中苏关系交恶的年代,苏联人也时常攻击他,说他是中共在美国的“第五纵队”;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级别的科学家中第一个回到大陆的,又说了很多大陆的好话,所以台湾和美国很多亲国民党的华人一段时间内也一直在攻击他,攻击得非常厉害。

文/怀疑探索者

通过杨振宁的私人关系,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世界一流科学家到清华任教,仅仅后来做到中科院外籍院士的就有7人之多。而这些科学家又带来更多的科研人才。在杨振宁的努力下,清华大学的冷原子、凝聚态、统计力学在很短时间内就跃升至国际水平。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说:清华物理系的今天,杨教授功不可没。

迄今为止,杨振宁还陆续向清华大学捐献至少600万美金以上。

中科院院士袁邦芬的一番话是对杨振宁“游山玩水”的侮蔑的最好反驳:杨先生刚回到清华后,就在冷原子物理和统计物理领域发表了13 篇SCI 研究论文,亲自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世纪前10 年,他已是耄耋之年,但全部研究工作都还自己独力而为,最多有时有一个合作者。他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物理快报》上,我常收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时间经常是晚上10点多、11点。

原文: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在李政道之前去领奖,并出书丑化李政道。

真相:

由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影响非常大,所以,多数读者都是根据该书的解释,认为这场争论是杨振宁先生挑起的。

其实,梳理一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场争论从双方缄口不言到各执一词,从英文到中文,从国外到国内,从专业领域到大众领域,逐步升级,源头其实是在李政道先生那里。

李政道与杨振宁这桩学术公案,从可靠的事件顺序梳理来看,是李政道首先宣布“宇称不守恒”发现的主导权归他,杨振宁才对此做出反驳。并且考察文献可知,李政道在70年代和2004年对“宇称不守恒”发现过程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各种证据来看,并不支持李政道的说法。另外,李政道还披露,两人合作的第一篇论文,本是他的贡献较多,且当时的习惯是署名按字母排序他应在杨之前,但杨振宁却表示自己年纪比李大,所以要求署名在前,这也是“抢功劳”。但据科学史家研究,李政道提出的“习惯”也并不存在,杨振宁的署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

杨李二人是1962年分手的,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人都约定好对分手的原因守口如瓶,哪怕是面对奥本海默的询问,他们仍然保持缄默。

杨振宁说,1962年以后,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和任何人谈论他与李政道先生的关系。虽然有人传话,告诉他李是如何强调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研究中的主导性贡献,他也没有在意,以为或许是谣传。但是1979年,杨先生在欧洲一家图书馆,偶然发现李政道1970年的一篇演讲录,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这篇文章回顾了李和杨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研究中的合作,却很少提及杨振宁在其中的作用。

在叙述重大理论发现时,文章中多次暗示研究中的合作者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这种表述引起杨先生的不满。后来,杨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论文选集》中,在一篇论文的评注里提到了李先生这篇文章的“回避”,致使两人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以谁为主的争论从此公开为业内所知。

由于李先生引起争端的演讲录大陆很少有人可以读到,所以一般读者总会误以为是杨先生《论文选集》里这条注释挑起了事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史料表明,杨先生对此事缄口不言的时间长达21年,而李先生只有8年。

从两人各自叙述的合作过程来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们曾经互相激发灵感,互相促进思考,共同完成了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他们两人是天生一对,离开了任何一人,另一人都不可能独力赢得这项荣誉。

但是,很多人轻信了季承的说法,认为李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中的贡献比杨大得多,进而贬低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地位。甚至有人看了杨对两人合作情况的说明,认为杨是“试图窃取”李的成果。实际情况是,最关键的圆光定律就是杨振宁证明的,杨振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