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功与过 郑位三与程氏兄弟
郑位三,是红安县(旧时称黄安)檀树岗乡马鞍山村人,中共早期共产党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它不仅是红军、新四军优秀的指挥员,根据地人民政权杰出的领导人,同时还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全国解放后,他与党外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郑位三与我的父亲程朗如、二叔程纯如、三叔程友如(程氏三兄弟均系红安永河人,开明人士,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积极支持革命,多次掩护、保护了我党干部,为革命作出过一定贡献。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还直接参加统战工作,发挥过特殊作用。——编者注)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其中一例,而这方面的情况至今鲜为人知。笔者根据父辈生前的叙述以及迄今得以保存下来的部分资料写成此文,以飨读者。
一 张 诗 照
——黄麻起义前后病中的郑位三
这是郑位三同志赠给我的父亲程朗如的诗照,照片正面题字是:"朗如兄留作纪念,弟郑位三敬赠",照片的背面是他题的一首诗:"忆我流亡日,招待赖吾兄,廿年成隐惠,今是表扬时"。诗照四十多年来经过两代人的珍藏至今完好无损。诗中内容反映的背景是前辈们经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年代,而诗照本身后来由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得以保存下来。
父亲与郑位三相识在1921年,父亲在族人程海门、程栋臣合伙在汉口开设的永福庆号棉花行重庆分号管理财务,收入比一般雇员丰厚,能维持当时一家人小康生活水平,还供两个弟弟程纯如、程友如读书。其时程友如考上省甲种工业学校,家里有人进省城读书,是很荣耀的事情。这年冬天父亲探亲回家,见三弟放寒假带回一个同学,他就是郑位三。郑位三是黄安县北檀树村岗人,距我们家乡县南永河树店100余里路。当时读书学生家境都不宽裕,加之交通不便,上学回家往返多是走旱路,同学结伴而行,我家常是郑位三往返歇脚之地,路途疲劳,住歇两三日是常事。父亲对友如这个最小的弟弟特别关心和爱护,也很尊重他与同学之间的感情,因此,把郑位三视同自己的亲弟弟一般。此时家里还有刚长大成人的二弟程纯如,因其年龄与郑位三相仿,彼此都很合得来,程友如、程纯如、郑位三经常一起玩,晚上三人共睡一床铺,十分亲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郑位三、程友如等进步学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郑位三在肖楚女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2年郑位三从甲种工业学校回到黄安老家一所学校任教,程友如毕业后考入道路讲习所,后来在汉口市政府工务局任测量员。郑位三回黄安后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于1925年冬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武汉政府派遣军政人员来黄安"清党"、"改组",宣布解散各级农民协会,下令通缉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1927年9月,担任黄安代理县委书记的郑位三与陈定候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县委委员和各区党委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拟定《中共黄安县委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和《中共黄安县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随后领导檀树和紫云两乡农民举行"九月暴动",拉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九月暴动在国民党三十军和土豪劣绅的清乡团的进攻下严重受挫,下一步怎么办?县委决定派郑位三、戴季英再去武汉找省委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因路途风寒劳累,郑位三病倒了,只得由戴季英一人向省委汇报黄安农运情况。
鉴于郑位三正在病中,省委决定派王志仁接替郑位三县委书记职务,并成立了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安麻城两县的武装斗争,之后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当时的武汉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中心,白色恐怖笼罩江城,病中的郑位三需要找一个较安全可靠的地方休息和调养身体,于是选择到黄安永河程家厦屋我家暂住。
县南与县北的情况不同,农村的矛盾和斗争不很尖锐,相对显得比较平静。江、吴、程、谢四大家族集中居住在永河这一带,是封建政权比较稳固的地方。父亲朗如和二叔纯如兄弟俩都在汉口永福庆号棉花行供职,当时家境也较好,没有人怀疑他们会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
其时我的祖母得了一场大病,父亲孝心重,请假回乡求医治疗并照料了一段时间。(因耽误的时间达两个多月,其原管的账务已安排别人接管,此后长期失业。)那是一个冬天下午,郑位三突然来到家里,几年没见,这次和以往不一样,面色苍白而消瘦,头发蓄得很深,衣服也很脏,显然是害了一场大病。
父亲让他洗了个澡,换上自己的衣裳,并把他安排在里间的夹房里休息。父亲知道郑位三与友如在学校里都积极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听说县城出榜通缉一批人中,董必武、郑位三名居榜首,虽然他当时对革命道理并不太懂,也很少过问政治,但对社会的黑暗、世道不公心怀不满,对革命取同情态度。
他深信郑位三是个好人,好人落难,理当相助。
父亲医生为人谨慎,他嘱咐郑位三千万不要出头露面,连一日三餐饭都是送到夹房里吃的。因此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里住着一位"长客"。一个多月后,郑位三身体逐渐康复。其时正值"黄麻起义"受挫,白色恐怖笼罩黄安,病愈后的郑位三急于想与党取得联系。
恰在这时,父亲在汉口做白铁手艺的表弟徐存贤从武汉星夜赶回程家厦屋,带来程纯如的口信:武汉方面可能增兵进剿,黄安很不安全,速来武汉,三弟已另行安排了避处。急促之中,郑位三带着父亲送给的八元大洋,趁天还没有大亮离开了程家厦屋再次来到汉口,找到在永福庆号棉花行管伙食的纯如,继而与友如相见,由友如将其送至武昌流芳岭妻兄舒少轩家。
舒少轩的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老中医,在流芳岭开了一家中药铺,郑位三以学徒的身份在流芳岭药店暂避。
照片题诗所反映的就是以上一段历史背景。1949年,身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的郑位三,作为党的十六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根据郑位三身体虚弱多病的情况,党中央批准他回中原地区休养。他11月上旬从北京动身,经济南路过徐州到达武汉。火车进入湖北境内,他远望连绵起伏的大别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是他曾经出生入死过的地方,他忘不了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同志和战友,忘不了当年奋起闹革命的众乡亲,忘不了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党的干部的人们。
这一路上,他吟了好几首诗,这其中的一首,后来写在赠给父亲的照片的背面。
"忆我流亡日"中的"流亡日"是指黄麻起义前后他在病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那一段时间,"招待赖吾兄"中的"赖吾兄"虽是指我父亲程朗如,实际上也包含着"赖吾嫂"的意思,因为具体的照料是我的母亲杨杏枝,后来他每与父亲谈及此事时,总是赞不绝口:"大嫂真贤惠。
""廿年成隐惠"中的"廿年"是从1927年到1949年这22年时间,彼此都为这件事保密,无旁人知道,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一旦走漏了风声,郑位三就会遭逮捕和杀头,父亲的一家也会因为窝藏"共匪"受到株连。
所以他认为在我家避难、养好了病所得到的这种"惠"只能算是一种"隐惠";"今是表扬时"是指如今革命胜利了,二十多年隐秘的事不必再隐秘了,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党的干部是值得表扬的。虽然如此,父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他从未向外人炫耀这一段历史,也从未将诗照给别人看。
一 张 路 条
——为团结抗战而奔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阶段。1937年10月,在鄂豫皖边区,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代表刘纲夫、程汝怀、蔡成等在七里坪谈判,达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翌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郑位三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委书记、新四军二师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党代表、新四军五师政委,领导鄂豫皖边区军民开展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黄冈是鄂东地区党的工作重点,在建立和恢复地方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郑位三抓紧一切有利时机做好与国民党抗日武装的统战工作,其重点对象是程汝怀。三叔程友如便成为往返于郑位三与程汝怀之间的联系人。
时任国民党鄂东地区行政长官的程汝怀,根据来鄂东视察的冯玉祥将军的指示,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数万人组织起来,分为四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大队,坚持抗战。1939年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命程汝怀为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广西部队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和一七一师副师长覃寿桥为副总指挥,领导鄂东地区各地游击抗战。
程汝怀是黄安永河邹家湾人,家住汉口府南路,与同村在汉的七、四房程沸澜、程栋臣来往甚密,其时父亲程朗如、二叔程纯如均在七、四房开班的棉花行供职,三叔程友如在武汉读书期间以及谋职后也常来永福庆号棉花行,因此,他与程汝怀也相识并有交往。
三叔曾在武汉市政府工务局任测量员,武汉沦陷后,日伪政权组建仍聘他留任原职,出于民族大义,三叔愤而拒聘回乡务农,雇工经营祖宗留下来的那点田地,十余口的一大家人生活是极度艰难的。
这段时间三叔程友如和郑位三联系较多,据闻程友如还通过郑位三向边区政府借过一些边币。郑位三有时派人请程友如进山,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时为保障他的安全一般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他通过日伪军的封锁线。
受郑位三之托,友如利用同乡、同学关系与两党地方军政要人之间为实现国共合作,消除摩擦,团结抗战而奔走。
友如将外甥江厚宽送往湖北省立联合中学鄂东分校读书,该校校址在黄冈大崎山三解元,校长由程汝怀兼任,友如常以看望外甥的名义去黄冈,顺便拜访程汝怀,转达郑位三关于团结抗战方面的主张和具体意见。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鄂东地区国共两党武装力量之间也出现紧张局面,在一次同程汝怀见面时,友如向他提出双方部队通过对方防区时互不开枪,以避免摩擦冲突。
"国难当头,兄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同抗日。
"程汝怀说:"老弟所言极是,凭心而论,我并不愿与新四军打仗,但不执行上级命令,我这个总指挥也难当啊!"友如道:"我知道仲苏兄的难处,那种情况下,你不能叫你的士兵朝天放枪吗?""那倒是可以做到的。"彼此会意相视而笑。应当说程汝怀在抗战期间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关系方面是有转变的。
第五战区曾企图将鄂东游击队编为一个军,任程汝怀为军长,属第五战区指挥领导,被程汝怀拒绝,因此第五战区对程汝怀不满,于1941年以反共不力,领导无方为由免去程汝怀鄂东游击总指挥职务,派桂系的得力干将程树芬接替。国民党蒋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失去了鄂东的兵权,但对政权却毫不放弃,他针锋相对,随即派出一揽子官员来鄂东,程汝怀任鄂东行署主任职务,由陈诚派来的李石樵接替。至此,程汝怀被明令撤去其在鄂东的本兼各职,他成为蒋、桂系斗争夹缝里的牺牲品。被撤职后的程汝怀,收到汪伪组织军政要员托人带来的密函,邀请他带部队到安徽任伪安徽省主席,被他严词拒绝,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也未能采纳友如劝他向新四军靠拢的意见,而是带着几个随从人员西去抗战后方——重庆,获军事参议院予以的中将参议头衔虚职。解放前有人劝他赴台湾也被回绝,他于1951年接受审查时死于狱中。
友如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奔走于两党地方军政要人之间,为了沿途同行方便,不惹人注意,他通常以生意人的身份出现。迄今保存下来的一张路条,是抗战后期郑位三利用友如"生意人"的掩护方式亲笔为他写的一张路条:"我的久交好朋友程友于(同如)先生拟由黄安到襄河地区做生意,事先已与我商量过,沿途经过我军或我政府机关,务请同志给予多多帮助。郑位三亲笔 三月十五"。这路条在当时大大方便了三叔友如的往返行走。
一 封 书 信
——程氏兄弟过土改关
父亲回到乡下后,一家生活仍靠三叔友如接济,父亲虽有属于自己的一石五斗五升田的产业,然而他一生没有种过田,何况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更无力耕种,这田地还是继续出租给佃户耕种。但是父亲没有料到一场新的政治风险已经来临。
土地改革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农民们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这场解放自己的运动,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地主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土地,在分享胜利果实中第一次尝到了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滋味和胜利的喜悦。
我那时才七岁,在五房祠小学读书,记得学校经常停课,每当这种时候就是要把大厅教室腾出来作为会场,停课后的学生并不愿回家而总是要凑上去看热闹的。五房祠是程氏五垸的祠堂,解放前是程氏家族祭祖活动的聚集地,它是封建族权的象征。
而今代之的是农会的权力。五房祠的前厅是大教室,开会群众坐不了的就在后面站着,被斗争的对象则站在大厅中央,由群众进行控诉发言,被斗争的地主必须当面回答工作组和群众提出的问题,如有不老实和狡辩,则由会场主持人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某某"的口号,于是出现群情激愤的场面。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批斗会高喊口号时,姐姐站在我后面扯了一下我的衣角,我一回头,姐姐说"莫喊口号,父在里面!"我一看,可不,父亲果然在中间,我心里很纳闷:这些地主都是坏人,怎么父亲也坐到他们一起去呢?难道也成了坏人吗?那以后的每天放学回家总见父母脸上布满愁云,学校同学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被另眼相看,常常受到来自一些学生中嘲弄和鄙笑。
记得正式划分父亲阶级成份的那天的大会上,父亲穿着长褂站在大厅中央,回答工作组和群众的提问,凡群众提出的意见,哪怕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怕并不是他的过错,他都一一承认,不作任何解释"这是我的过错,我对不起父老乡亲。
"因为父亲很少在乡下住,也没得罪人,会上发言的人对他并无愤恨,只不过是应付场面罢了,会上也没有出现呼喊口号那样群情激愤的场面,尤其使群众满意的是,父亲表示愿将现有的家财毫无隐瞒地交出来由农会处理,只是提出要求保留他用于洗脸的铜面盆和一口棺材,群众立即答应,认为合情合理。
会上当场口报登记,会后组织人员到家里搜查核实,结果与口报登记的完全相符,没有隐瞒。农会积极分子翘起大拇指夸他说:"开明啦,开明。
"这样,父亲的地主头衔上加了"开明"二字。从家里拿出分给群众的财产除衣物家具外,还有价值约百元的金银首饰,这些都是父亲主动上报拿出来的,农会和群众皆大欢喜。父亲以为这样就算站到了人民这一边了,他要求参加大会时和贫农、中农一样发给手中小红旗,可是开大会发给他的还是白纸小旗。这使他非常失望。
一天下午从村西边冲田小路上来了一位陌生人,进垸子前被一群半大小伙子拦住盘问并初步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就放行了,陌生人照直进了我的家,他就是在汉口做洋铁手艺的表叔徐存贤。二十多年前是他来厦屋给郑位三带口信让他迅速转移脱险的,他在这个时间来是受表兄友如之托来了解一下这边情况的,因为三叔和郑位三都意识到父亲在土地改革中可能遇到风险。徐存贤只住了一夜就赶回武昌,带去令友如和郑位三不安的消息:"大哥被划成地主了。"
郑位三思绪万千,考虑良久,提笔给他的老部下——时任黄安县长兼县委书记的马友才写了一封信:
马友才同志:
据悉黄安南乡程家厦屋程朗如先生在土改中划为地主成份。一九二七年冬我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对他家经济状况是了解的。弟兄三人分家时各有一石多田,他本人长年在外当店员,土地出租是因为无劳力耕种,且数量不多,主要生活来源是靠在外的工资收入,而确定划分地主阶级成份的依据是生活来源以地租收入为主。根据他家土地占有量和人口情况以及生活来源情况,我个人认为只相当于中农,至多也只能划为小土地出租者。此种情况关系到农村土改政策的正确执行,黄安其他地方如有类似情形而被划为地主者,都应考虑改正过来。
位三
十二月十二日
马友才收到郑位三的指示信,立即将指示精神向各乡土改工作队队长传达,并责成永河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耿良瑜同志宣布程朗如改为小土地出租者成份,被没收的财产如数退还。土改结束后万人胜利大会上,发给父亲的小纸旗是绿色的,贫雇农和中农发给的是红纸旗,地主富农则是白旗。红旗和绿旗都属于人民这一边。因此,这次父亲对能让他站在人民这一边是满意的。
父亲阶级成份从错划到纠正,对于我们家庭的意义并不在于退还错被没收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作为团结的对象看待,在以后的十分注重阶级路线的年代,我们姐弟三人能分别读到中专、大学毕业,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应当说是得益于郑位三那封指示信的。父亲为成份错划的纠正对郑位三心怀感激,在经历了一场虚惊之后,又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听郑位三的劝告,留着这点土地竟招来如此麻烦。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郑位三就建议把这点田地卖掉,可当时父亲听不进去,在他当时的观念看来卖田是件丢人的事,虽然没有本事添置田产也不能把这点"祖业"卖光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更佩服郑位三目光远大,料事如神,因为后来事情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个共产党人二十多年前主张的正确性。
郑位三给马友才的指示信是针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左的倾向进行纠正,是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郑重地提出来的,黄安其他乡类似的情况被错划为地主的,根据郑位三指示信的精神,在复查中作了纠正。郑位三并非不讲原则徇私情,这一点在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他在老家的弟媳土改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田地财产被农民没收,她到武昌找到郑位三要求他把她的成份改过来,郑位三付之一笑:"谁叫你买那么多田呢?"弟媳无法,只好回去了。
二叔程纯如在土改中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是另有原因的,本来老弟兄分家时田地都差不多,他后来从事工商业,与人合伙开办卷烟厂、榨油厂,乡里传说他发了财,他听一位友人的劝告在县西二程乡另买了四石多田,他本人其实并不在乎这份田产,他的注意力放在工商业经营方面,这份田的产权又实属纯如,故他的成份划为工商业兼地主,郑位三认为也是合理的。三叔友如在乡下有田一石三斗五升,土改时他写信给乡农会表明这份田地无力耕种愿捐给农会处理,故他的成份定为职员。至此,程氏兄弟顺利过了土改关。
父亲于1974年2月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父亲逝世的消息由在京的二叔纯如转告郑位三,其时郑位三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他实际上比父亲也只不过多活了一年多,1975年7月20日,郑位三在北京患胰腺癌逝世。八月五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大会由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追忆郑位三几十年战斗生活时指出:"郑位三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几十年来,他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1981年二叔纯如鉴于北京住房狭窄,三代同堂生活不方便,回到红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于1984年春在我所工作的单位商业局病逝,享年八十五岁,三叔友如解放后在武昌第一纱厂工作,后调任武汉市纺织工业局任基建科长。
1957年在北京病逝。郑位三得知三叔去世消息,心情十分沉痛,写下了"一生辛劳对社会是民主性的好人,卅年交谊对我个人是知心的益友"的挽联。
至此,郑位三和程氏兄弟先后各自走完人生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先辈崇高的精神和传统的美德激励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征途上迈步向前。
程业学,男,生于1943年4月,大学文化,高级讲师,曾任县商业局干部,黄冈地委党校教员,县委党校教员,教务科长,1999年2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