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民的小妾 林徽因:国徽的红色中也有我的一小滴血

林徽因说的"没那么好",是指缺乏"建筑意"——这是她1932年在《平郊建筑杂录》中提出的概念,指建筑之美,"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

当时,学生们得到林徽因面授机宜的机会并不多。当年的学生陈志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们每次到林先生家里请教,当时的代理系主任吴柳生就跟我们说:‘时间不要太长啊,早点回来,别把她累坏了。’我们越敬佩林先生,就越不敢打扰她。"

1947年夏天,梁思成回国,决定把建筑系改为营建系,成立市镇组、园林组、美术组、文物馆组等。"林先生自然积极地支持、参与这一切。"吴良镛说。朱自煊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他们的观点一致,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同一个事业。我们平常都称他们为‘梁林’。梁先生的图比林先生画得好,而林先生的文笔比梁先生更流畅,文学味道更浓醇。所以梁先生说‘我的文章都是林先生润笔过的’。"

但同时,林徽因的健康状况在恶化。1947年冬天,她接受了摘除受感染的肾脏手术。

 "国徽的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

新年到来后,北平在孕育新的生机,各高校师生已经在期待新中国的诞生。梁从诫生前曾说:"此时,不断有人来劝林徽因和梁思成‘南迁’或出国,他们一概不响应。"林徽因有一位老友,抗战后期全家去了美国,1948年有人说:"某公是不会回来的了。"林徽因正色厉声道:"某公一定会回来!"果然,那位老友在新中国成立前,举家回到清华园。"当时,他们对共产党可能不太了解,但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更何况,最重要的是,他们满心扑在了中国的建设上。"梁再冰说。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准备攻城前,清华园已经解放。两名解放军干部造访了梁思成的家,请他在军用地图上圈出北平城内重要的古建筑,以备军队攻城时可加以保护。这使梁、林夫妇十分感动,两人随后组织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前言中写道,"以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45岁的林徽因迎来了一个忙碌的新时期,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的工作热情。梁从诫生前回忆说:"母亲有强烈的解放感。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发表过文章,也颇有名气,但始终只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新时代到来之后,她陆续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国徽的主要设计者是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了林徽因设计国徽的过程。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由于对初选的国徽图案不满意,大会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这里的‘邀请专家’包括林徽因。在她主持下,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设计小组提交了第一个国徽图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

1950年6月,政协常务会议讨论国徽图案,认为应该在国徽中展现天安门图形,还要增加稻穗。林徽因又组织队伍画图、讨论。6月底,梁再冰从外地回到家中,客厅的情景使她大吃一惊,"1950年6月,我家客厅好像变成了建筑系的国徽设计‘工作间’,沙发和桌椅上到处都摆满了金、红两色的国徽图案,妈妈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病人。当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挂起后,我常觉得,那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那金色中也有妈妈心中的光辉。"

参与设计的朱畅中生前回忆:"6月20日,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政协全委会召开了国徽审查会议。李四光先生指着清华的图案说:‘我看这个图案气魄大,天安门上空像是一幅整个天空一样大的五星红旗,气魄真伟大;下边,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显得宽广深远,气势恢宏。金、红两色,使得整个图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又富丽堂皇,我赞成清华大学这个方案。’周恩来询问是否还有其他意见。他停顿片刻,见没有异议,便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吧!’"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报送的国徽图案。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者代表应邀列席会议。当时,她已经无法站起来了,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淌下。

 "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

20世纪50年代初,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只有50多斤。"朱自煊回忆说,"最初,系里在林先生家客厅开系务会,主要是评图、讨论教学和课程设置等事务。她坐在卧室的床上认真聆听,有什么想法,就隔着过道喊:‘思成!’梁先生赶紧跑过去,然后回来告诉大家,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时间一长,也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一是两位先生太累,梁先生要两边跑,林先生也不能好好休息;二是林先生思想活跃,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最后系里决定让我去告诉她,以后系务会议不在她家里开了。"

林徽因住在清华大学的新林院8号,朱自煊跑去婉转地说:"我们考虑林先生您身体不好,怕影响您的休息……"话没说完,林徽因就伤心了:"你看我身体这么差,整天在板上写文章、画图、研究东西,系里的很多事都要由我出主意,我这么全心全意为系里,你们还嫌弃我。"朱自煊说:"不是嫌弃您……"她打断说:"你别解释,你们就是嫌我啰嗦。"大家只好请住在新林院9号的金岳霖来安慰她。朱自煊回忆起来,很是伤感:"她觉得自己身体不好,现在连这点参与权都被剥夺了,感觉非常委屈,所以就流眼泪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很对不起她。"

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负责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关肇邺回忆说:"林先生不能持笔,需要一个人帮助她绘图和跑腿。组织上选中刚毕业的我去做这件事。当时,林先生完全靠记忆列出了一个书目,令我去图书馆借来,从中指出几个不同时代的碑边图案,她随即讲解分析不同的风格特征。林先生的学识极广,谈论问题总是旁征博引而且富有激情,一针见血而又幽默生动。她说建筑师不是测字先生,做设计不能搞文字、数字隐喻。"关肇邺还记得,有一次他把纪念碑上浮雕的线条画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幽默地说:"这是乾隆taste(品位),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

 "你们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

林徽因还热心倡导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梁从诫曾回忆:"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林徽因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可惜的是,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那种陈旧的图案。

梁从诫认为,母亲"不识时务"的主张并不仅有这一件。当时,北京城的改造正轰轰烈烈地进行。林徽因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见到如果对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结果一定两败俱伤。这些意见却遭到了批驳。"一座座古老建筑物被铲除,一处处富有民族特色的王府和充满北京风味的四合院被拆平,有500年历史的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如今,北京的古城墙变成了只有汽车驶过的二环路。

朱自煊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原来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T字形广场:一段是东西向的,也就是长安街最中间的这一段,东边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边到中山公园。在东西两个门口有两座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T字竖的这段叫千步廊,文武百官入朝的时候在这等候。千步廊南端有个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现在是毛主席纪念堂。开国大典的时候,军旗过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都要垂下来。后来就命令将两座门拆掉。梁先生、林先生就极力劝阻说:小姐还得有丫鬟陪衬,天安门如果是小姐,旁边就是两个丫鬟,拆掉的话礼仪就没有了。结果两个人挨批了。后来,两座门和千步廊都拆了,T字形广场垂直段东西向扩大到40米宽。好在天安门和故宫的主要地位没变,大格局没动,总体还算成功。"

因为古城改造的分歧,在1953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林徽因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道:"你们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走完了51年的人生路。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中回忆了母亲临终前与父亲的生离死别:"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到新华社通知我:妈妈病危。我立即赶往医院,但她此时已经昏迷不醒。我来到她的病床前时,护士问我要不要叫住在隔壁病房的爹爹过来,我像疯了似的喊道:‘要,要啊!快叫他过来呀!’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妈妈去世后四个多月,在我生日那一天,我收到爹爹这样一封信:‘宝宝,今天我这样称呼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26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爹爹指他自己出院后),在旧照片里我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我知道这是爹爹在极度思念妈妈时写的信……"

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书营造学社的同事莫宗江题写的"建筑师林徽因墓"。此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尚在施工中,"碑建会"决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块纪念碑底座雕饰刻样放到她的墓上。追悼会上,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写了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1987年,林徽因、梁思成都已逝世多年,他们及助手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份迟到的荣誉,是对坚毅者的告慰。

时光流逝,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有一些好事者,喜欢把林徽因捧为唯美、浪漫的"民国女神"。但事实上,真正令她不朽的,是那份坚忍与忠诚,是那铮铮不屈的风骨,这才是知识女性的典范。正如朱自煊所言:"讲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女专家。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从不发牢骚,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那种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尤其值得年轻人学习。"

 生命里的三位导师

2014年6月10日的杭州,云栖竹径烟雨朦胧,水墨西湖小荷初露,青石小巷树影婆娑……寻一处安静角落坐下,看各色行人往来。此时,念上一段她的诗,你便真正走进了杭州。

时光回到110年前,1904年6月10日,杭州陆官巷林宅,黛瓦白墙,宁静安详。一声清亮的啼哭,和着淡淡的栀子花香,林徽因降生了。从此,这一处宅子、这一座古城,都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

祖父

林徽因祖籍福州,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进士,入了翰林院。当时,外省人初到京城做官开销很大,需要银两在官场应酬周旋。林孝恂自觉无此财力,便在每年一度的翰林院考试中故意写错一个字,以此向考官暗示,希望"外放"地方。果然,他不久被"外放"杭州地区做官,历任仁和、金华、海宁等州县的父母官,最后当上了杭州的代理知府。

林孝恂精于文章诗词,还懂医道,后因不满清廷腐败,辞官去职。他思想开明,曾资助旅日学生参加革命运动,还多次将自家的子侄送往日本留学。更难得可贵的是,林孝恂对于两子五女的教育,一视同仁。他在家里开设私塾,请来了林琴南这样的名士,教子女国文;还请了外籍教师教英文和日文,在当时算是得风气之先。

在林孝恂的影响下,林家风气向学,子女们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中西兼修、思想进步。两个儿子从日本高校毕业,五个女儿个个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林尹民也是林孝恂的族侄。

父亲

父亲林长民是对林徽因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清奇的相貌"和"清奇的谈吐"都在林徽因身上传承下来。

林长民出生于1876年,是家中长子。大约20岁时,他娶了浙江嘉兴一名商人的幼女何雪媛。这位江南女子虽然貌美,却没有多少文化,而且不擅长家务,任性急躁。她与博学多才的丈夫之间,注定缺少共同语言。她不理解林家读书人的行为:一家子聚在一起吟诗作对、谈古论今。起初,林长民试着和她沟通,但很快发现,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便不愿再费口舌。他们的婚姻,正是典型的封建婚姻的悲剧。

林长民夫妇婚后8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林徽因。而且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抱走由奶奶亲自照料;直到孩子7岁,奶奶去世,孩子才回到何雪媛身边。这让她一度不怎么喜爱自己的女儿。林长民又娶了二太太程桂龄。同样没什么文化的二太太却抓住了丈夫的心,还生下了四男一女。何雪媛后来也生了一儿一女,可惜都年幼夭折,这让她常常怨艾自己"命苦"。

公公

1921年回国后,林徽因继续在北京培华女中学习,同时她和梁思成的感情也日渐深厚。早在林徽因旅欧之前,她和梁思成便已相识,"介绍人"正是双方的父亲——林长民和梁启超。虽然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初的友谊是建立在两位长辈交情的基础上,但他们的婚姻绝非父母之命。从他们相识到结婚,感情经历了长达10年时间的考验。

1918年,17岁的梁思成在林长民的寓所中第一次见到了14岁的林徽因。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学堂的学生,他日后回忆说,自己原本对这次见面很"忐忑",担心会见到一个梳着油光大辫子、穿着拖地长绸裙的旧式大小姐。但一见面,他就被梳着两条垂肩发辫、穿着及膝短裙的灵秀小姑娘所吸引,尤其是林徽因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翩然而去的潇洒,令他格外心动。后来两人交往日深,开明的梁启超和林长民并不想用婚姻早早束缚他们,主张两人要学有所成、足以自立后再谈婚姻。

林徽因从欧洲归来时,梁思成已是清华学堂高等科的学生,即将赴美国留学。在他考虑专业时,林徽因谈起了对建筑学的理解以及学建筑的愿望。梁思成听罢,也有了投身建筑学的想法。他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有了共同的职业理想而更加亲密了。

 迷雾背后的她

其一:"太太的客厅"并非影射林徽因

误读:1933年9月,冰心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

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

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北总布胡同3号的住所,成为各界知识分子聚会畅谈的有名场所。这篇文章所讲的"太太",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都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影射林徽因。

真相:"太太的客厅"究竟情形如何?作家岳南在《1937—1984 :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一书中做过较为详尽的介绍。在他看来,林徽因的茶聚场所绝非小说中虚伪、浮华的样子,而是严肃的思想碰撞的场所: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知、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等。

"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其二:林徽因对徐志摩并无爱情

误读:林徽因和徐志摩这两个名字,在当时的文坛上,就被反复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许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依然炒作这段"绯闻"。浮躁的人们更愿意回避掉求证环节,将两人之间的感情直接渲染成"轰轰烈烈的爱情"。

真相:2004年,梁再冰写下《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对此予以驳斥:

"当时曾到外公家来的留学生徐志摩在这方面(文学)可能对她起到了一定的介绍和引导作用。妈妈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似的‘老师’。徐志摩当时还不是诗人,但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影响,已开始向写诗的方向发展。青年林徽因可能给了他某种灵感。但是,她始终没有对这位当时已娶妻生子却不满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做出回应。这可能同她自己童年生活感受有关,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恰好是在一次不幸的封建包办婚姻中在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

梁从诫生前也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澄清: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母亲同徐是1920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24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16岁的女中学生。据当时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其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并非情诗

误读:林徽因的诗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度被传为她写给徐志摩的情诗,在一些文字、影视作品中以讹传讹地流传开来,甚至成为一部描写徐、林 "爱情"的电视剧的名称。

真相:实际上,这首诗并非情诗,而是林徽因写给儿子梁从诫的。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梁从诫讲述了这首诗作的真相: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这首诗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林徽因对生命和爱的赞颂,不难读出林徽因对子女、对家庭的一片深情。她与丈夫梁思成共同经历家庭和事业上的起起落落,共同经历迎接儿女初生的喜悦。烽火岁月,也是一家四口相互扶持,彼此慰藉着一路走来。

如今,林徽因已去世59年,梁思成已去世4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在2010年去世了。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的一段话,或许最能概括林徽因:"我的妈妈是个怎样的人?我的妈妈是一个‘活跳跳’的人,只要和别人谈话,她一向都是神采飞扬的,我没办法把她和死联系起来;她是一个极其重视亲情、挚爱子女的好妻子、好母亲,她对子女的教育很平等,总是当作对两只小牛弹琴,讨论启发,让我们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她是一个能用兄弟手足之情带领学生和年轻同事的教育者;她是一个愿意和自己国家共甘苦共患难的爱国者,她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热爱和自信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个为后代留下精神遗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