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的儿子 陈鹤年(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

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少年时的陈鹤年,就离开了母亲,去外地读书。他学过电讯,后又进入扬州高中,到高中三年级时又转学到北京。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积极投身到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之中。由于表现积极还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并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陈鹤年也成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在开展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很快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许桂馨当时也是一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陈鹤年进入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的大孩子,女儿陈祯祥出世了。

因此,他们夫妇俩没有像许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投奔了北京西山游击队。在游击队里,鹤年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并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收发报人员。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

那时的陈鹤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早就想投身革命队伍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然而,由于父亲在党内影响的负面效应很大,1938年底,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在香港,陈鹤年先在香港的几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并担任报纸的收发工作。

从那时开始,他便改名“哲民”,并经常以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鹤年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然而几经拼搏仍然是失意太多的他便再度带着全家到了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从此就定居香港。此后,陈鹤年思想消沉,与外界交往也很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此后他一直久居香港直到去世也不归,个中原因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回大陆时只有13岁,正赶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开始之际。那时的陈祯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去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为此,她痛哭了一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由于表现积极,不久入了团,还担任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陈祯祥每年都要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

那时,特别令她兴奋的是能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一名游行队伍中的仪仗队员,向毛主席高呼万岁。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紧跟共产党,并积极向组织靠拢,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外国之嫌,基于这些,陈祯祥自然成了天生的右派分子。

在那极左思想潮泛滥的日子里,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看到几个孩子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吃尽了苦头。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她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即使离了婚,孩子们仍然走不出祖父陈独秀和父亲陈鹤年的阴影。

陈鹤年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编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鹤年的女儿陈祯祥不仅个人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还连累到她的丈夫,就是她家的原因致使她的丈夫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弄得陈祯祥家破人亡。二女儿陈祯荣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向红卫兵作思想汇报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的实话,便被“造反派”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无论他在乡村里表现得如何积极,凡事总是拼命干,但每次招工,都轮不到他头上。直到20世纪末期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陈祯祺一家去香港后,他还在父亲编辑的《科学模型》月刊上发表了不少计算机方面的科普文章。

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也不张扬。他去世时,北京一家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会,想在他们学会期刊的“研究动态”一栏目中发表一则陈鹤年的讣告,也遭到了家人的拒绝。就这样,陈鹤年,像他父亲陈独秀一样,带着至死没有回到家里的遗憾,默默地在香港离开这个人世,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