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罗瑞卿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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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

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

”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

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5〕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6〕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

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7〕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