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北大 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大会代表中,有一位代表年仅19岁,他就是湖北人刘仁静。

刘仁静于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县一个晚清秀才家庭。他的父亲刘世芳,在考中秀才后,以开办私塾维持家计。母亲不识字,是一个温柔的家庭主妇。刘仁静是家中长子,从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1914年,12岁的刘仁静不负所望,考入了远近闻名的英国教会学校——武昌博文学院,校名“博文”取“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古意。

两年后,因为家里无法负担昂贵的学费,刘仁静转入了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在当时,中华大学是武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附中的校园文化氛围也随之活跃、开放,刘仁静在完成规定课程之余,大量阅读了《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进步刊物,他的思想逐渐被新文化运动鼓荡起来。

1916年秋,刘仁静结识了青年楷模恽代英。第二年,在恽代英的组织下,他参加了互助社。关于刘仁静初入互助社时的样子,恽代英在1917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刘仁静君,年少甚有志,然容貌甚黄瘦,岂用心过度欤?倘另有其他原因欤,吾必设法助之。今日彼加入互助社,观其发言,似真可为互助之友。此人或将于此社有益乎!”可见,恽代英十分器重刘仁静。

刘仁静在和恽代英、林育南、黄负生等互助社成员的交往过程中,眼光逐渐从书本上转移到社会现实上来,他的新思想化为了新行动。比如,他和互助社的同学一起调查国货,摸清楚哪些国货可代替洋货,使提倡国货的口号变为具体行动;他和互助社的同学一起剃平头,不剪流行的“东洋装”发式,以示坚决反日;他还和互助社的同学坚持举办定期的生活检查会,大家齐诵“互励文”: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

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

多年以后,刘仁静回忆起这段“互助”时光,他说:“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虽然对封建的北洋军阀政府深恶痛绝,对于中国落后屈辱的地位痛心疾首,但是思想却很幼稚,受到无政府主义和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的影响,以为靠共同劳动、互相帮助就可以抗争社会的恶势力,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界。

互助社就是要建立一个团结、培养一代善良公民的社会团体。互助社组织形式虽不甚严格,但却组织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代英对朋友们真诚相待,时常潜心研究人之长短而后热情相助。

他曾坦率地向我指出:你有坚决自苦的精神,又能积极向上忍让助人,这是可贵的,但惜气不重,又太自信,好争气多论辩。他感到这可能会成为我将来之累,希望我能与人为善。这些劝告和希望,我感到很中肯,至今回想起来也还是很贴切的。”

1918年秋,刘仁静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考入了北京大学,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在北京大学,刘仁静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受之影响,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他被马克思的思想深深吸引,张口闭口都是“马克思说”,于是认识他的人都称他是“小马克思”。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他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认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最合时宜方案就是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游行队伍来到大门紧锁的曹汝霖家门口时,瘦小的刘仁静一马当先,从窗户跳进曹宅,为游行队伍打开了曹宅大门。

在北京学习的刘仁静,通过信件将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告诉了互助社的朋友们,从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传播与发展。1921年,他给恽代英写信,指出通过改良手段改造社会是难以收效的,要想取得中国社会革命的成功,就不能怕流血牺牲,现在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国情,为中国找出一条适合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同年,刘仁静和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刘仁静和李汉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最终,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多数赞成。会后,毛泽东对刘仁静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意在告诫刘仁静多做实际工作,克服不能结合实际而空发议论的弱点。当时,刘仁静并未将劝言放在心上,直到多年以后,他才认识到毛泽东对他的善意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一大后,刘仁静被任命主持中央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被党中央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26年,受党中央派遣,再到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刘仁静支持托洛茨基。回国后,刘仁静因其托派立场而一度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数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表示自己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后将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50年以后,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文革时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后因毛泽东过问,获得释放,1978年获得人身自由。

1979年以后,刘仁静成为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受到多方关注。198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逝世,终年85岁,骨灰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