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光死后姜昕 鼓三儿张永光 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原标题:鼓三儿张永光 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鼓三儿”其人

张永光,1962年10月29日生于北京。家中行三,人称“三儿”。

11岁随父学习音乐,14岁从军,16岁考入中央歌舞团担任唢呐演奏。后改行打鼓,“我喜欢节奏,应该是一种冥冥中的热爱。”张永光曾对媒体回忆。

其在中国摇滚乐乃至流行乐史上的地位卓著。“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该是中国鼓手的鼻祖级人物。”乐评人张晓舟如是说。

1986年,张永光与刘元、艾迪等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摇滚乐——ADO。ADO与崔健合作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并一起踏上巡演之路。著名的《一无所有》便是在张永光家中试奏出来。

“鼓王称号,名副其实。四肢独立性强,左右互搏手脚并用都不成问题,关键是意识超群、境界高,对大鼓、梆子、锣等民乐器的驾驭能力和理解能力明显超出同侪甚多,即兴能力直逼世界水准。”张永元被尊“中国第一鼓手”。

“包括孙楠、那英、韩红、毛阿敏在内,他几乎为每个重要的中国歌手打过鼓。”音乐人杨樾有评:“他的演出并不是你给他谱子,他照本宣科地打出来,而是在他的演出里有自己的灵魂与再创作,这对每个音乐家的音乐都是提升。”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 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

——《不再掩饰》,崔健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三哥走之前的三四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姜(昕)姐告诉我三哥又有些不好的状况。我说‘26号我要去长白山,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跟我一块去,让三哥散散心。’然后,24号早上一点多有两个电话我没接着。等早上5点多我醒了,一看,两个三哥的电话,我打过去……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26号我还是走了,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不下去。”

9日黄昏,站在“愚公移山”酒吧“鼓三儿”追思会的台上,摇滚人王勇用大巴掌抹着泪,一开口,风雪便落了满台。

2014年12月24日凌晨,“鼓三儿”张永光因抑郁症在位于顺义的家中投缳自尽,52岁,正当年华。

“一开始说死因公布,是说一个心脏病猝死还是说真实原因?那天老崔在我们家就说,像海子、Kurt Cobain,其实都是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一个艺术家他的内心可能就是比一般人更追求完美,最后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这没什么可丢人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告诸世人的。我觉得老崔说得特别对。另外我也想,三哥是一个特别直肠子的人,他肯定不愿意最后这个走,大家还要给他撒一个谎。”

9日下午在愚公移山酒吧,姜昕对北青报记者这样说。对,就是那个唱《花开不败》的姜昕,她是“鼓三儿”结发11年零9个月的妻。

“鼓三儿”的父母都已耄耋之龄。“二老表现得比我们想象中坚强”。父亲念了句“我们家这孩子,心窄”,母亲则还想着叮嘱儿媳代表他们致谢大家。最终追思会上,姜昕一躬到地,台下掌声响起,大家情义心知。

“三哥最后一场演出是10月2号跟我在成都。本来说好了一起在成都多待两天。到临走他突然跟我说‘我父母岁数大了,我不想在成都待了’,演完出就回来了。后来听姜姐说,之前三哥跟她说“我不想去王勇的演出了,我觉得我鼓打得不好’。他怕演不好。”说这话的是王勇,他是“鼓三儿”最后一场演出的合作乐手。

自我评价低、心理动力不足、害怕出门和与亲人离别......如是抑郁症症状,一点点就这样在亲朋好友的回忆中浮现出来,拼图一般,大家心痛地还原他生命最后的苦楚。

“10月3日他演出回来之后,有两天他去看梁和平。看完回来他就哭了。他跟我说梁和平以前是那么活跃的一个人,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突然就变成了那样,他说他本来想去安慰梁和平,但没想到他自己哭得一塌糊涂。他还告诉我他跟梁和平说:‘你身体残废了,我心灵残废了。’现在想这都是有暗示的,但当时我们都不懂。”姜昕的回忆。

梁和平,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何勇乐队的键盘手。前年玩赛车时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鼓三儿”的追思会上,到场的是他的一段视频,他在病床上念了一段写给鼓三儿的话:“他是一个幸运的鼓手,可幸运的背后却不知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他相当聪明,却从不逢场作戏;他极其敏感,却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他才气过人,却不懂得自我包装;他经历了无数来自心灵的折磨和痛苦,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将一切放弃。”

被称“中国爵士乐教父”、同是崔健乐队元老级人物的刘元,是“鼓三儿”一个院长大的“发小儿”,他从技术角度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了他对“鼓三儿”的理解:“鼓手确实付出比较多,想得也比较多。他们本来就是要分脑的,而且长时间在大的音量里边练习,必须得有情绪,必须得花大力量。鼓手这个职业也使他心理负重。三儿对自身专业发展那种特别的在意,在中国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人,就是这么认真对待事业,不愿意出问题,对业务的要求特别高。也可能这方面过于认真,走入极端。”

“最后几天他有时候会问我,‘以后如果我鼓也打不了那么好了,也没什么演出了,你还会看得起我么?’他也说过那种——‘如果以后我就是一个吃喝等死的人,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我说:‘你怎么了,你不是10月2号才刚演出了一场吗?’”

同为摇滚音乐人,妻子姜昕在回忆里越来越能触摸到他内心那让他无比孤独的恐惧,“我觉得他真是为打鼓而生的。如果没有鼓打了,他就觉得他生命的所有价值都丧失了。”

9日追思会上的演出,没有人动鼓。王勇上台:“三哥说最喜欢我的音乐,《往生》、《喜马拉雅》,还有《安魂进行曲》。《安魂进行曲》我跟三哥没配过,今天唱给他,我们不要鼓了,大家和我一起打节奏吧。”于是跺脚和击掌。

崔健一如既往白衣白帽到场,他和刘元还有乐队演出了《从头再来》,鼓声部分是从“鼓三儿”以往的录音中提取出来的。乐声响起前他对“鼓三儿”说:“我宁愿相信你的走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冷静的、是健康的。而我们这些整天瞎忙活的人才是有病。三儿,你走了,如同你还在。与以往不同的是,你是来倾听的,而我要不停地诉说下去。今天咱们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聊!”

少年子弟江湖老

别说我的样子是坏还是好 别说我的年龄是大还是小

——《让我睡个好觉》 崔健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9日“鼓三儿”的追思会,是中国摇滚音乐圈的一次大集结。比如上台致词的李季(曾组建了1989乐队)和二涛(前兵马俑乐队鼓手),都是中国摇滚乐早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音乐探索的乐坛传奇人物。他们没有讲稿的致词感人至深。

“我跟三哥认识了30年,我们一起聊音乐、一起喝酒、一起跳舞,他从来没有跟我聊过他心里边的痛苦,他总是用快乐来面对。说三哥有抑郁症,我觉得我也有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内心当中不愿意表达的东西,应该找另外的一个出口让他出去,应该关注一下社会的压力带给我们这种心理状态。反正他是我心中最快乐最勇敢的一个人。”这样说的是李季。

“我跟三儿都是出生于1962年10月29日,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到今天我们两个都是52岁零72天。今天我还在这儿,三儿不在了。回忆起来,他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特别快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快乐,他把内心的痛苦隐藏得很深,然后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可能因为同年同月同日生,二涛感触尤深。

“大家都知道他绝顶聪明。三儿是我们那个年代开车最早的,也是讲英文最早的一个。我那时候不是特别懂,都是他给我讲听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也跟三儿、季哥制作过很多录音,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不光是音乐这方面,还有生活上。他这个人很真实,他胆儿还特别大,他想做什么事儿他就做。然后各个圈他都熟,到哪儿都神出鬼没。反正三儿是一个探路者,音乐上是,生活上他也是。也许就是因为这些,让他承受了太多。在座的都是跟三儿有3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朋友,每次大家见面都互相开玩笑说大家都老了,我们一帮老家伙就一直在这儿磕,磕得非死即伤,我们也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

李季接着上面二涛的话说:“所以我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多见面,大家见面絮叨絮叨,喝点酒喝点茶,叨逼叨,把我们最心灵里边的东西告诉给大家分享一下。”

致词的最后,二涛说:

“盘点一下,那边的哥们儿不少。吉他、贝斯、鼓一个都不缺,编曲、音响师也有,擅长各种音乐风格的人都有,从去年今年也有很多人前去探路了,那边的朋友们多,哪国的都有,粉丝也不少。三儿技术好、英文也好,照理应该没问题,那边的人普遍比这边人年轻,潇洒、自信,牛逼是必须的,希望他们吸取这边的教训,能容人则容人,不要太挑剔太任性,更不能内斗。音乐应该是娱乐为好,过得去就好。

“人生如征途,上了路没办法停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路上,这个路时宽时窄,时而畅通时而拥堵,有时候还有雾霾,有时崎岖难行。有掉队的,抄小道的。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大家最终都会在终点见面。撞线是早晚的事,估计那边的party会越来越多。

“现在三儿在那儿,我们翻出我们的老磁带、CD、互联网到处都有他的踪影,这是音乐家的自豪,他能活在两边。想他了我们就听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三儿,还在打鼓,他是最牛逼的。”

“生命是一场交织着悲喜的旅行”

花在开 开不败/光照着我 心温暖 我的样子你难懂/她孤独却幸福

——《花开不败》 姜昕专辑“花开不败”

6日的告别式和9日的追思会上,哭得最厉害(甚至都倒到地上)的都是李杰。他反复念叨他1985年刚踏进中央歌舞团大院的最初,“我刚来北京,两张床,一套鼓,每天三哥陪着我跑晨练,我们俩每天跟后海转一圈。”每到这时,拍着他的背安抚他的倒是姜昕:“别哭,三哥走得挺好的。”

网上看到有混摇滚圈的女孩由衷羡慕姜昕:“这时候姜昕和张永光已经结婚了,感情很好,我曾亲眼见到姜昕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她爱人的怀里,幸福得像只小鸟。能有几次这样刻骨铭心的恋爱,而且这几次都非常用心。一个女孩子能死心塌地地爱,而且被爱,这已经足够幸福了。”

姜昕至今清楚记得跟“三哥”恋情的发端,“2002年12月31日,元儿哥的生日,在CD咖啡那个玻璃房子。12点的时候,我们都在一桌,开了香槟、红酒。之后去有待那个FM,大家玩得都挺高兴的,我记得到晚上2点的时候,三哥说:‘咱们别在这儿玩了,咱们开车去山里看日出吧。’”

婚后的生活跟恋爱几无二致,“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认识北京郊区的每一条路。一下雨一下雪,我们几乎都是开车出去。他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开着一个小玻璃房子,其实就是汽车,在雨中和雪中走。我们俩这些年也经常是,夜里三四点,比如外面下雨或下雪了,就突然‘走啊’,开车去北戴河或去哪儿,一直都过的是这种生活。他跟我说,你什么都可以不干,你就干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你就别虚度你的生命,就行。我觉得有一个男人允许我这样,我很幸运。”

9日追思会上,姜昕上台,“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懒比较贪玩的人。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是想要做音乐,想要做好,你就不能开玩笑,你要保持你的好状态’,因为他是隔两天必须要游泳,每天最少要练4个小时鼓。我记得跟老崔也聊过,老崔说他也一直是这么坚持。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这12年,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要坚持游泳,要坚持练琴,要用一个特别好的水准,保持自己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来做音乐。我想跟他说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坚持这一切。

“我觉得这些天最深的感触就是,生命是一场交织着悲喜的旅行,就像三哥的突然离开、他的不辞而别,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中特别深刻的悲伤,可是从那天早晨开始,所有朋友的到来、安慰和帮助,又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中的温暖。

“我大二从大学退学,迈进这个摇滚圈这么多年,从爱那些做摇滚乐的男孩儿,然后到自己也开始做音乐,每一次当有事情发生,第一次是张炬,第二次是三哥这一次,我都觉得我真的没有进错人群,这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人群。大家都在,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很温暖,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纯粹的音乐圈子。然后我也想,我们所有的人,我想我们会哭,但哭完了之后我们会擦干眼泪,我会沿着他打的就像《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样强劲的节奏,我们一起完成他未完成的音乐梦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