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院士 非邹承鲁不嫁 邹承鲁:院士选举最大毛病是不够透明化
两院院士在我国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今年的两院院士选举却激起了一番选激烈讨论。单位的过多参与,院士制度渗入的太多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各界对院士含义的一知半解都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成为了制约我国院士制度良性发展的绊脚石又逢两院院士“选举年”。然而,风波乍起。
“我们这里最近也收到了很多负面的意见、批评,压力很大。”9月2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的李辉(化名)开门见山地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表示,他们非常关注新闻媒体对院士群体、院士工作、乃至院士制度的报道。可惜,这些报道总是以负面内容居多。
同一天,中国工程院一位分管宣传的处长拒绝了本报记者的访问。“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在增选结果出来之前,我们除了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对于增选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需要澄清的地方”。
7月中旬,一则“众多高官、企业家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名单里出现多名在职或已卸任的部级以上官员的名字。不少媒体由此把质疑的矛头对准院士选举制度:如果高官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就能拿到进入中国最高学术殿堂的“入场券”,学术尊严何在?院士的权威性何在?
社会压力迫使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亲自召集记者说明,工程管理学部“绝不是所谓的‘官员和企业家俱乐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不够条件的官员、企业家是很难进来的。”
8月底,第一轮选举结果公布,诸多官员果然纷纷出局。但争论仍在继续。
“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一是不够透明化,二是单位的参与实在太多了。”8月底,中国科学院邹承鲁院士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邹承鲁说:“院士选举太远离学术界监督。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从最初的提名到两轮选举,都是在中科院内部进行的。”虽然按照规定,一、二轮选举中间有两个月的时间接受外界投诉和展开调查,但由于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短期内很难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结果,而且,即使得出了结果,也不会向外界公布。“我认为起码应该有半年的调查期,同时投诉和调查的结果应该在网上公布。”
“单位”则是院士选举过程中最敏感的一个词语。清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告诉记者:“我们经常一起预测这次谁能选上,无非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邹承鲁也坦言,单位对于选举过程的影响“非常大”。
根据有关规定,国务院各部委、省、部队和科协系统的单位都有权力推荐中科院院士候选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排除由单位和院士同时推荐的候选人,单位推荐的大概要占到总数的一半左右。“不少单位就是想出院士,也不管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对象,都会找出一个来凑数。”
此外,据邹承鲁介绍,因为有规定候选人不得出面活动,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现在出现了一些在学术水平上“不合格”的院士,原因就在于单位或者地方的“成功”活动。
“我们当然不会因为单位的什么活动就一定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当院士。”李辉表示,但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是院士制度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吧”。据他透露,中科院学部已经展开了对单位推荐制度的研究,条件成熟时,将考虑取消单位的推荐资格,候选人一律由院士推荐产生。“虽然我们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肯定是大势所趋。”
在荣誉与待遇间徘徊
当选为院士所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规定,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虽然国家津贴只有区区每月200元,但地方政府和院士所属单位都会提供极好的物质待遇。
据邹承鲁介绍,北京由于科研机构、人才众多,在京的院士待遇可谓是全国最低。在一些边远地区,评上一个院士就可以得到特殊津贴、奖金、房子、车子、秘书……这也是外界一度盛传院士津贴可以达到一年10万元人民币的主要原因。
在今年新疆出台的“两院院士待遇9条规定”中,规定凡是在新疆工作的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每月额外发放院士津贴1500元;住房面积按150-180平方米标准执行;院士出境开展学术交流要保证经费。广东的一家普通大学则为所有愿前来兼职授课的院士提供每月一万元的津贴。
对此,李辉表示:“我们也会经常询问院士的收入情况,有的省、市是明文规定院士一月一万的津贴,我想这是地方领导为了表示关心知识分子吧。其实从中科院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这种做法是不赞成的。”
“院士”的头衔还直接意味着学术地位的提升。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的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因此一旦当选,院士们在单位就成了“法定的”学术权威,拥有很高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由于中国学术界很大程度上还是按照行政模式来管理的,下级服从上级的风气很浓,院士们的话就成了“金科玉律”,很少有后生小辈敢提出质疑。
李辉说:“有些人一当上院士,就以为自己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邹承鲁院士则认为这种现象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只能说明学术界受官场风气的影响太深了。
由于两院院士都担负着为国家政府提供科技、经济、军事政策咨询的工作,政治地位也有相应提高。在新疆“9条规定”中,院士所在单位必须主动向院士通报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说,院士实际上可以凌驾于其单位之上。
而据介绍,另一些高校选择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当校长的动机是:学校本身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级,这样无形中就让学校升了一个档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正方反方,每个采访对象都表示,现在社会上对院士存在“误读”现象。
很多单位和地方热衷于院士评选就是对院士的理解有误。李辉表示,因为院士代表了全国最高的学术水平,因此很多人认为院士的数量也代表了本单位和地区的学术实力。在一些学术水平不高的单位和地区,能不能出一个院士或者挖一个院士成了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部分,被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记者上网搜索了一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师资力量介绍的第一段写上“本校现有中科院院士xx人,工程院院士xx人”,院士头衔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邹承鲁说:“以前有一家报纸一直搞一个活动叫‘院士评定的十大科技新闻’,我就给他们写信说这个提法不好,一般院士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外,对于别的领域知道的并不多,没有什么发言权。媒体不应该动不动就拿院士说事。”
除此以外,一些企业、商业鉴定、评奖机构也非常重视院士的声望。为了宣传自身,他们往往会请一些院士挂一个“顾问”的名,甚至在开新闻发布会时,也会请几个院士来当“花瓶”。
据李辉透露,现在院士的“出场费”一般在一千元至几千元不等。“其实很多院士是不愿意搞成这样的,我们经常去地方单位做报告,单位都会主动给报酬,但有的院士就在当地买书又回赠给单位,不愿意拿那个钱。但是社会风气如此,我们只能说不鼓励这种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对院士整个群体的评价下滑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今年的院士增选新闻发布会上对院士提出了“五个不希望”——不希望院士参加与自己专业无关的鉴定、评奖活动;不希望出现“社会活动”院士;不希望院士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商业活动以及不希望院士参加伪科学活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院士所面临的信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