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的妻子 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们(带领日本走向强国之路的人!堪称日本的“王阳明”)
吉田松阴被称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作为“尊王攘夷”的始祖,日本人已经将其神化,这反而让今天的人们无法看清他的真实形象。有意思的是,外国人介绍松阴的事迹比日本人还早。其中描绘的松阴的形象,是一位以其人格魅力感染了众多门下弟子,并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物。
松下村塾(山口县萩市)
1854年4月25日拂晓、伊豆下田港
在给日本带来了历史性冲击的航海远征“黑船来航”(1853年,嘉永6年)的第二年,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由7艘军舰组成的东印度舰队再次造访日本,逼迫德川幕府对其上一年提出的开国要求作出答复。佩里采取的是“炮舰外交”手段,舰队甚至开进横滨近海。3月31日,双方在横滨近海成功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日美神奈川条约》)。之后,为了厘定条约的细则,佩里舰队停泊在伊豆的下田港。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4月25日拂晓,佩里舰队的密西西比号军舰的舷侧,突然出现了两位年轻武士摇着小船靠近过来,并准备用梯子登舰。在密西西比号舰长的指示下,两人又在风高浪急中划向旗舰朴哈坦号,历尽艰险,终于登上了甲板。高座在旗舰上的佩里提督,通过翻译质问他们的意图。以下为佩里后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远征报告中的记载。
吉田松阴像(图片提供:山口县文书馆)
“他们直率地坦白,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带他们去美国,以实现周游世界、增长见识的愿望。……他们很有教养,能够流畅而工整地书写汉文,待人接物也礼貌干练。提督得知他们的目的后答复,他个人也很想带几个日本人到美国去,但遗憾的是不能这样做。……对于提督的答复,两人非常惊慌,声称如果回到陆地上他们一定会被砍头的,恳求允许他们留在船上。这个请求当场被干脆但又礼貌地拒绝了。他们还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两人用尽各种理由为能够得到支持而辩解,希望诉诸于美国人的人道之心。最终,一艘小艇从军舰上吊下来,两人被送回陆地。两人冷静地稍示抗拒后,慨叹着自己的命运,悄然下了舱门。小船划到估计是他们出发的一带让他们登岸了。”(马修·佩里著,F·L·Hawks编撰,宫崎寿子监译,《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
日本禁止本国国民擅自出国,违禁者判死罪。即使在美国人眼中这两人是无辜的,可按照日本法律他们就是罪犯,佩里深知这一点。而且,此时美国刚刚强迫日本方面做出很大让步缔结了开国条约。在这个微妙时期,自己很难作出破坏日本法律的决断。第二天,佩里通过幕府的翻译得知两人安全上岸并被官府逮捕的消息。他在报告书中这么记述了当时的感受。
佩里看到了日本的未来
“这件事情很有深意,它显示了两位有教养的日本人的强烈求知欲,他们为增长见识敢于无视国家的严法,敢于赌上性命。日本人无疑是求知欲旺盛的国民,他们应该会欢迎能够增长道德和知识能力的机会。这两位运气不佳,但他们的行动可以认为是该国国民的特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能体现该国国民的强烈好奇心了。他们的行动之所以受阻,只不过是因为极其严苛的法律和保证不违法的严密监视体系在起作用。从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可以推断这个有趣的国家未来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啊,或许应该说,它是多么有希望啊。”
这两位,就是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出身的武士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金子重辅。之后,两人作为罪犯被遣返回长州藩,并被囚禁在长州藩的首府荻的监狱里。第二年,金子重辅在狱中死去。而吉田松阴则被允许出狱,在家软禁。这时,松阴继承了叔父开办的私塾“松下村塾”,教授附近的少年,并开始著书立说。但到了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松阴强烈反对条约,甚至策划要暗杀当时的幕府老中(直属将军的、统揽国政的常设职位——译注)。这时,以幕府大老(将军的副手、临时置于老中之上的最高职位——译注)井伊直弼为中心正在对反幕府势力开展名为“安政大狱”的大规模镇压。松阴再次被充满戒心的长州藩当局逮捕,并被引渡给江户幕府。结果,松阴于1859年被处以死罪,享年29岁。
囚禁松阴的野山监狱(现山口县荻市今古荻町)
佩里来航以后的德川幕藩体制末期,即所谓的“幕末”,那些激进的改革派活动家被称作“志士”,他们高举“尊王攘夷”“勤王讨幕”旗帜,抵抗来自海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力图改变国内体制。松阴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被后辈们推崇为殉教者。在下田发生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世界和“志士”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实例。之前,佩里看到的都是现实版的“亚洲的停滞”——幕府首脑和官僚们展现出来的“无能、懦弱、不负责任”,而这次的下田偷渡事件无疑给佩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松下村塾成为圣地
松阴讲学的私塾“松下村塾”的建筑,在山口县的萩市现在还保存着。萩市北临日本海,平地不多,西边是城堡和中心街区。松下村塾位于平地东端,属当时的郊区,是用自家小屋改造而成,有8畳(在日本,房间的大小用“畳”(即标准榻榻米大小)来表示,1畳约180cm×90cm=1.62㎡——译注。)和11畳半大小的两间平房,十分简陋。1907年(明治40年)在小屋旁兴建了“松阴神社”,松下村塾成为神社中心。虽然松阴神社在明治维新多年之后才修建,但神社内部至今每年都进行整修;1922年被指定为国家级历史遗迹;战后的1955年新建了神殿;2009年,被追加到当时正在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九州·山口近代化产业遗产群”名单里;另外,还建有介绍松阴事迹的资料馆“至诚馆”,作为神社的宝物馆。这里已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不仅如今,尤其是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
松下村塾的讲义室(山口县萩市椿东)
松阴在明治维新的9年前死去,他之所以被看作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当然与外界对于下田偷渡未遂等行动和尊王攘夷等思想这些他作为最早的代表性志士的评价、以及死于安政大狱成为殉教者有关。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他在松下村塾的教育成果。
松阴在私塾讲学教授附近的少年,是从下田偷渡未遂后被允许出狱到安政大狱再次被囚禁这一段期间,也就两年零几个月的很短时间。他教学生不设身份限制。他的弟子中,比起那些有资格进藩校、明伦馆上学的正规武士子弟来,足轻(足轻是日本古代最低等的步兵之称呼,他们平常从事劳役,战时成为步卒。在战国时代,接受弓箭、枪炮的训练,编成部队。江户时代成为最下等的武士、杂兵——译注。)等低等武士、中等平民阶层或农民家庭的子弟更突出。而且弟子中的正规武士也不是藩内的贵族,而最多不过是那些可谓世袭官僚的中等身份武士。松阴本人,出身于正规武士中的贫困家庭,作为养子过继到了担任兵学师范(一种技术职务)的叔父家,以后又继承了叔父的职务。虽然他也是长州藩士,但并非武士主流的军人或行政官员,而是作为教官和研究人员为藩效力。
但是,他的五十多名学生们中,很多人此后继承了老师的遗志,投身于志士活动,作为最激进的体制改革派引领着长州藩乃至整个日本走向明治维新。而且其中多人还担任了明治新政府的中枢要职,促进完成了日本的国家现代化。不难理解,曾经的学生们的成功不断积累,越到后世人们对其老师的评价也就越高。
吉田松阴的弟子们
注:在松阴神社的附属小神社松门神社里,祭祀着52位门下弟子
相反,在松阴死后,甚至明治维新之后,除相关人士之外,松阴的名声并不为一般人所知。死后的松阴,也因为学生们的立场反映到评价上,成为政治意味非常强的符号。日本国内最早关于吉田松阴的传记评传,也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版。之后,随着各个时代的焦点变化,对他的毁誉褒贬也各不相同。因此,虽然后世流传着大量关于松阴形象的信息,但松阴本人的为人反而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史蒂文孙的“YoshidaTorajirou”和志士的本来面目
上文中,提到松阴传记时为何冠以“日本国内最早”这一修饰语,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还存在着“世界最早的”吉田松阴传记。令人意外的是,这居然出自于以《金银岛》、《化身博士》闻名的英国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孙之手。史蒂文孙在爱丁堡遇到了来自日本长州的技术人员正木退藏,正木少年时代在松下村塾受过松阴熏陶。史蒂文孙从正木那里听说了吉田松阴老师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于1880年写成短篇小说《Yoshida Torajirou》(吉田寅次郎),发表在杂志上。寅次郎是松阴的一般称呼。在这篇文章里描写的松阴的魅力,比起之后在日本出版的任何一部松阴传记都更加生动。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孙(苏格兰国立美术馆藏)
在这篇小说中,史蒂文孙描写了少年正木退藏眼中所看到的松阴的形象,是这么写的:“吉田的脸上有痘疮的疤痕,丑陋得甚至有些滑稽。虽然本质上过着严谨的生活,但不修边幅,很不讲究。穿着很朴素,吃饭和洗脸的时候,经常用袖子抹脸。而且,他的头发两个多月才整饬一次,从无例外,经常凌乱得不堪入目。每次想起这样的形象,也就很容易理解他没有结婚的事实。他言辞激烈粗暴,但行为却很沉稳,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当讲义过于深奥,完全无法理解的弟子,张嘴发呆也好,或者时不时地发笑也好,他都置之不顾,不以为意。”(Midori Yoshida翻译,引自Midori Yoshida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吉田松阴传>》)。
而且文章还详细描写了下田偷渡未遂事件,对于松阴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爱国心和出类拔萃的行动能力,面对威胁不是情绪化地反抗,而是通过学习对方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能力这种远见卓识,以及即使多次失败也绝不失望放弃、仍然继续前行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史蒂文孙送上了赞美之辞:“这和梭罗(美国思想家)所主张的‘只要鼓起勇气去行动,即使结果是悲剧,那这种失败与成功也没什么不同’是一致的。我们毫不怀疑,吉田对未来抱有热切的梦想。即便事情的发展与预想相反,明知无法达成目标,那也没关系,那只会成为一个增添自己勇气的理由,以便更加努力地实现下一个目标。”(出处同上)
他的弟子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人格魅力和感化能力。而这一点,也感染了佩里和史蒂文孙。史蒂文孙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感慨道:“这是一个日本英雄的故事,他给了我生活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