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玲教授 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到历史文化学院做学术讲座

201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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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2016年11月8日晚19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倪玉平教授应邀到访,以<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为题,于文华楼东区1106教室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彭勇教授主持,经济学院财政学教研室王玉玲教授.史锦华教授和历史文化学院的丁慧倩老师.教育部的夏柯博士等参与讲座的评议.共有九十多位同学聆听了本次讲座.在这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倪教授主要对"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这一问题的缘起.研究中的几次转变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进行论述和讲解.首先,倪玉平教授以吴承

2016年11月8日晚19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倪玉平教授应邀到访,以《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为题,于文华楼东区1106教室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彭勇教授主持,经济学院财政学教研室王玉玲教授、史锦华教授和历史文化学院的丁慧倩老师、教育部的夏柯博士等参与讲座的评议。

共有九十多位同学聆听了本次讲座。在这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倪教授主要对“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这一问题的缘起、研究中的几次转变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进行论述和讲解。

首先,倪玉平教授以吴承明先生的研究为起点,介绍了吴先生关于“道光萧条”观点的提出。17世纪中叶,在国家统一、生产恢复中,曾出现商业凋敝、市场萧条局面,物价剧跌,弄弄光明窘困。进入19世纪不久,发生第二次市场萧条,三四十年代达于低谷。

其影响面广,较前次为严重。惟50年代即转入复苏,形成近代市场,教义空前扩大。这两次市场萧条,考其基本原因,概属经济因素,与战乱、灾荒无关,故可视为经济周期。吴先生为论证这次道光萧条,吴先生分别从人口与耕地、价格(田价、粮价、棉价、布价、丝价)和商税(盐课、关税和地方商税)等诸多方面加以论证。

除此之外,还有李伯重教授、林满红教授和杨斌教授亦支持“道光萧条”这一观点。经过十几年对于清代经济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倪教授认为得出自己的概念是很必要的,同时倪教授也对“道光萧条”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正是由此疑问,倪教授开始切入了对嘉道关税的研究。

接着,倪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嘉庆、道光时期的关税额是否真的下降了?其二,如果嘉庆朝与道光朝关税下降了,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嘉庆朝的关税下降原因是由于粮食运输,而道光时期的下降是由于市场萧条?由此问引出了对清代嘉道时期关税的探讨。

    为了收集数据证明自己的质疑,倪教授翻阅了众多史料。通过《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户科题本》和《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另外,有汤象龙等人与1930年代编撰的《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也成为重要的参考史料。

通过对所收集材料的分析,制成了三份关于粤海关嘉靖道光年间的征税表。倪教授通过对边疆边贸关、运河长江关、沿海关等不同类型的榷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个别数据缺失均以正额数据补充,由此绘制了嘉庆道光关税图表。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倪教授得出初步结论:嘉庆道光时期,除1841-1843年因鸦片战争的影响而导致关税收入稍有下降外,其余时间仍然保持了500余万两的水平,变化较为平稳,相较于乾隆时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道光二十六年,即便是仅靠所掌握的实证数来看,也已经达到了869万余两的高峰。

    由此结论又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嘉道关税为何如此平稳?由此,倪教授将研究由嘉道时期关税扩展至整个清代关税的研究。通过对众多清代关税数据的汇总,制成了清代关税的汇总表格,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清代常关税的变化趋势。

通过大师的数据分析,常关在雍正和乾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税征收有较为明显增长。嘉道时期,常关征收也较为平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关税受到巨大挑战,税收大降,由以前的400-500万两下降至200万两。

战争结束后,常关税的数量有了缓慢提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和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因赔款数额巨大,且清廷国库一空如洗,经协商以39年为期,分年计算摊赔,本息共9.

82亿两。列强还在条约中规定,距各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的常关税收改归洋关管理和征收,作为抵还赔款的税源。根据清代的人口数据集关税征收情况,可以知道清代关税数据的修正趋势。

    由此,倪教授得出结论:雍乾时期,关税征收较为平稳;嘉道时期,关税保持在低位水平;晚清时期,关税有非常明显的增长,但增长幅度较窄;从长时段来看,嘉道时期相较于之前的雍乾或之后的咸同光宣,都处于低位水平。

    同时,倪教授的研究不止于此,还通将清代关税的研究延伸至清代商业产值问题的探讨。通过对清代GDP总值及人均GDP数据的归纳,得出结论:从财政角度看,在1840年之前,占财政主体的是田赋,比重超过50%,关税所占的比重不过15%,以农业税为主体的传统型财政;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旧有的财政体制崩溃,变成了以关税和厘金这种以商业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结构;清代财政由内敛走向扩张,由保守走向激进,由传统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

但因为工业化尚未完全展开,而农业财政又难以维系,所以只能走中间道路,即重整商业税。而这种农业型向工商业型转变的步伐,虽然是被迫的,但却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有些类似。

    讲座结束后,彭勇教授作了简要的评述,他感谢倪教授分享了20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心得,嘱咐同学们要多阅读原始史料,持之以恒。王玉玲教授高度评价了倪教授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就清代财政与现当代财政的对接谈了自己的看法,丁慧倩老师就清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规定性与倪教授进行交流。

同学们争相向倪教授提问,场面热烈,倪教授均耐心地予以回答。从倪教授的回答中可以感受到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严密的逻辑之中更有真切的人文关怀。我院主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第八场取得极好的效果,受到听众的高度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