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张作霖 孙传芳与张作霖争夺江南

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避居天津英租界。恰逢任作楫(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医务处长)到天津设置卫生材料厂,前去拜会孙传芳。孙传芳慨然说道:"汉帅不听吾言,果有今日。为今之计,汉帅应速派一位全权代表(敢于负责的人)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赶回沈阳坐镇,保持东北领土。尽管在权益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军、政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他也无以自处!如果放弃根据地,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容,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你可去北平,把此意转达于汉帅。"

孙传芳和"五省联军"的归宿 那么,孙传芳的联军究竟哪儿去了呢?1928年春,孙传芳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推进,与贺耀祖军团展开激

战。一直打了两天一夜,贺耀祖军团被击溃,师长龚宪被击毙,炮兵旅长张基自杀。孙传芳占领了鱼台、丰县等地,准备一举攻占徐州。哪知冯玉祥部孙良诚、方振武两军团由陇海线攻击济宁。孙传芳担心后路断绝,军心必不稳,令主力回师收复济宁,再攻徐州。联军第一军总指挥马葆珩说:"我们距徐州仅数十里,最好乘战胜余威,一鼓攻占徐州,那时形势大变,冯玉祥自会西撤,不致与联军为仇,实一举两得之计。"但孙传芳不愿冒险,派梁鸿恩第七师留守丰县,回师救援济宁。梁鸿恩是有名的梁马虎,大敌当前,不在司令部坐镇,反而跑去"洗浴"。正在洗着的时候,被北伐军捉了个正着,他的一师人马也被缴械。时间还不到一天。

孙军与冯军对接后,在十里铺一带展开拉锯战,两军实力相当,陷于胶着状态。冯军说:我们打了十几年内战,第一次遇着这样能打的军队;孙军说:我们打遍大江南北,也是第一次遇着这么坚硬的军队。不过,因为是内战,颇有些"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意味。

但当战斗进行了七八天的时候,张宗昌在津浦路失利,未及通知孙传芳,径直退回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无法单独应付战局,也向济南退却。因为日本视济南为势力范围,此间还发生令国人泣血的济南惨案。

蒋介石的北伐军也不敢轻易进攻济南,所以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济南苟安了一段时期。而他们二人也不是没有矛盾,互相戒备。孙传芳认为张宗昌是个混小子,蛮不讲理,偏偏济南是张宗昌的地盘,孙传芳不得不看人家眼色行事。

此时的孙传芳别提有多难受了,他既怕张宗昌的部队"反正",把自己绑了送给蒋介石,又怕张宗昌扔下自己不管,所以派他的外甥程登科(时任联军军需总监)住在张宗昌的总部,表面上说是与张宗昌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实际上是"观察"张宗昌的动向,随时向他报告。

后来,孙传芳自济南撤退,仍然与张作霖合作。他亲自到北京与张作霖商议,把联军撤出关外。在张作霖那里,孙传芳又领了一大批军械。在河北大城,孙传芳召开军事会议,说:"我们联军今天只有与奉军合作才有出路。"命令联军全部撤退到关外,但联军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们对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印象并不好,而对蒋介石心存亲近之感,因为蒋介石也曾就读于保定军校,这样,就有人提出联军不出关的建议。

当时,联军主要力量掌握在马葆珩、李宝章等"保定派"手里,阎锡山(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见有机可乘,就派副官高荣达前去游说。高荣达与马葆珩早有旧谊,辛亥革命时,二人曾去山西参加革命活动,与阎锡山也有联系。

商谈之后,马葆珩同意与北伐军合作。这样一来,孙传芳的联军并没有出关,而是"易帜"参加北伐军了。孙传芳得知自己的联军"易帜"投降后,十分恼怒,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一来,孙传芳也就成了光杆司令。自此,孙传芳便基本上退出政治舞台,在沈阳、大连和天津等地"混日子",虽然也曾和靳云鹗等搞过什么国家主义派,但也没有什么响动,不说也罢。

偏偏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就算孙传芳做了居士,也不放心,害怕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就通过陈调元的部队施忠诚(施从滨的侄子),"帮助"施剑翘(施从滨的女儿,一说侄女)为父报仇。当孙传芳正在念佛的时候,开枪打死了孙传芳。值得一提的是,孙传芳任联军总司令,不过数年,但却积聚了巨额财富,临死时,天津日本正金银行还存有40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