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还是道听途说 马可波罗是骗子?

马可·波罗被公认为是富有开拓精神的旅行家,为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世界第一奇书。

按书中所述,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271年随父亲和叔父出发,于1275年抵达中国,他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宠信,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1292年马可·波罗启程回国,三年后返回意大利。1298年他与热那亚作战时被俘,在狱中与狱友作家鲁思弟·切洛合作完成《马可·波罗游记》(也叫《寰宇记》)。该书介绍了东方的文明,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很快风靡了全国乃至整个欧洲。

然而成书700多年来,人们不断质疑书中那些夸大和虚构的东西,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德国学者徐尔曼在《中世纪城市组织》中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加以印证;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吴芳思等不约而同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表示质疑。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

1.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

2.游记中叙述的许多地名、人名甚至动物、器件,都使用波斯人的叫法,但是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并没有提到也懂波斯语。

3.游记中只是描写了一些“尽人皆知”(吴芳思语)的资料,而当时最富中国特色的汉字、印刷术、茶叶、筷子以及其他极其引人注目的东西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长城。

4.游记中记载混乱、错误百出,并且描写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

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然而经认真分析,他们的解释和批驳是站不住脚的。

1.为反驳史书中没有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

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

2.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马可·波罗的辩护者们辩称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但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辩护者后来别出心裁地认为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且不说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3.关于马可·波罗没有记载长城的问题,辩护者认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但是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因为为金人守金界壕的的汪古部后来成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东起莫力达瓦旗,经兴安岭、阴山西至呼和浩特,规模宏大。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至于茶叶,辩护者们声称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但是实际情况是: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辩护者们的解释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此外,还有筷子、缠足、鸬鹚等,辩护者的解释更加离奇: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而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都有记述。

4.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为证。

辩护者的解释牵强,说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而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罪过。这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说书中所有与事实一致的地方都是后人的功劳呢?何况提供不出这种解释的证据,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5.辩护者还提出了一个细节,就是《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辩护者认为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

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基于以上疑问分析以及有关资料证明,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吴芳思博士甚至进一步指出他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则是从来往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象和夸张而形成的。

1.而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2.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3.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4.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除扬州做官和襄阳献炮外,还把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这样明显的疏漏和错误不一而足。

5.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6.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并不高明的传奇故事?德国的徐尔曼教授认为他企图借以激发蒙古贵族对西方人士的热情和帮助以及西方人士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兴趣,《详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可能与他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又想向上层社会爬有关。

有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和马可·波罗差不多同时代的、并自称是他的旅伴的约翰·曼德维尔,写出了《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仿效了马可·波罗的说法,声称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书和马可·波罗的书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证明他是一个剽窃者,大量抄袭了阿尔伯等人关于中国的记述,或许可以说明马可·波罗说自己到过中国也不过是追逐名利罢了。

这篇文章无意彻底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只是就700年来存有疑问的问题进行研究,激励学者们做更深一步的探索,促进中西文化学术的交流。

英国功勋哲学家柏林说过:“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而将他束之高阁,社会就会僵化,信仰就会教条,想象就会呆滞,知识就会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