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李玉堂 为抗日名将方先觉叫屈
温莱特将军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身处绝境时,奉罗斯福总统严命率领七万多人投降;归国的1946年温莱特被升职为上将。方先觉指挥衡阳保卫战,功勋卓绝,他的“投降”,比起中国人崇拜的关公要伟大,战后却不得升职,最终在台以中将退役,郁郁而终。
为方先觉将军叫屈
鄢烈山
朋友对我推荐说,央视最近播出的两部电视连续剧值得看看:一是陈宝国、冯远征主演的《老农民》,从山东1948年土改写到今天,没有回避大饥荒、“文革”的灾难;二是张丰毅主演的《长沙保卫战》,以一贯坚持“反共”政治立场的薛岳为主角,艺术地再现了他在抗战时期作为国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三次长沙保卫战(1939年9月--1942年1月)的赫赫战功。
我看的是央视一套重播的35集版《长沙保卫战》,感觉颇有点意外,把以蒋介石和薛岳为首的国军形象拍得这么正面高大,可是建国65年来从未有过的!制片人追求的显然是史诗风格,大事概要、大人物(国共两党领袖、日本天皇和内阁大臣、美苏英等盟国领袖,有不少战略决策场景),尽力尊重历史面貌。
虽然提到了蒋介石对其党政军内部宣布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但全剧贯穿始终的,则是国共两党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支持,共同抗日;薛岳对他“剿共”时期的老对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彭中华,由不信任与轻蔑到委以重任(指挥长沙城内警察,择机疏散市民),很好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义传统。
彭中华这个人物与故事情节是否虚构,我不知道(电视剧毕竟是文艺创作,允许也需要有虚构),而像蒋介石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向国军将领推荐这种情节,有衡山上周恩来、叶剑英协办的“(国军)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为证,那就不算离谱——这个情节,我看到的,与其说是美化毛泽东,不如说是赞扬老蒋作为中国抗日力量公认的统帅,“宁死不降”的民族气节,“苦撑待变”的军政战略,以及从善如流的领袖胸襟。
电视剧对薛岳有勇有谋形象的塑造本文不能细述,总之是充分表现了他“死中求生,亡中求存”的坚定抗敌意志,及以弱胜强的高超军事指挥才能(虽因关公式的“骄狂”一度陷于困境)。这里我要说的是,由《长沙保卫战》想到的两个悲剧人物,李玉堂将军与方先觉将军,特别是后者。
35集里军长级人物,情节最多的是第10军军长李玉堂。这个黄埔一期生英勇善战而个性倔强,第二次保卫战之后总结时被撤职;第三次保卫战打响时,伤亡惨重没有来得及完成休整补充的第10军担任坚守“天炉”长沙城的重任,非他莫属的情势下被复职指挥。会战结束后,军委会给第10军颁发了“泰山军”荣誉称号,李玉堂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抗日的战功使他在战后先后获得忠勤勋章(1945年)和胜利勋章(1946年)。
这个李玉堂,内战中的成败荣辱就不提了。1950年4月,担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的他,率残部撤往台湾新竹,而后被撤去军职。随后因夫人陈伯兰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而被逮捕。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夫人陈伯兰被押赴刑场处死。
据说李在临死前留有遗书一封,内言“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当然附有理由)。
20多年后的2004年,台湾的“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了一则题名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并颁予‘恢复名誉证书’”的启事。
看《长沙保卫战》第12集,李玉堂以为营长李本忠是因为擅自请了共产党的彭中华来军队当游击教官,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惹怒了薛岳,便将李营长押送到薛岳面前。那么说,李玉堂还是蛮忠于国民党的?纵观这位抗日名将的一生,因为内战,其结局是悲剧,却有喜剧色彩,但令人笑不出来。
本文重点要说的是方先觉将军。《长沙保卫战》里,他是李玉堂麾下的师长,是全剧师长级别的人物中出镜最多的。而第33和34集,薛岳实施“天炉战法”,反包围的大批国军调动尚未到位,日军围攻长沙城孔急;薛岳指定继任者之后,将总指挥部搬上岳麓山,决一死战。
城内守军李玉堂军长写下遗书(内云“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令人送给在战地医院的妻子,被八路方面人员知悉,送彭中华主任,他令在《三湘抗战》刊出,激励了全军与长沙共存亡的斗志。史实为,写遗书的是方先觉师长,被方的部属自作主张刊发在《长沙日报》上。电视剧所用的遗书只是换了首尾的称谓。
电视剧移花接木将方先觉的事迹用在李玉堂身上,从艺术上讲突出重点人物当然可以,但是否顾虑方先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呢?
35集《长沙保卫战》只表现了前三次战役。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当然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在亚太地区兵败如山倒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必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使丘吉尔之流不敢再轻视中国军队,对形成积极支持中华民族抗日的国际舆论关系甚大。
但是,如同我太太在南宁参观旧战场后买的《昆仑关大捷》一书,只讲到我军大败日军为止,拉锯的大结局其实是日军获胜了。第四次长沙保卫战(1944年5月27日到6月19日)日军迅速攻占了长沙城,逼向衡阳。这是因为,前三次长沙保卫战,日军只投入了10多万人,中国军队在30万到40万;而1944年夏天,日军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性的“豫湘桂战役”,志在必得,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的最大兵力,进攻的日军人数多达36万,而师老兵疲的中国守军共约30万,一些精锐之师则正在缅北滇西作战。
接下来就是悲壮的“衡阳保卫战”。
日寇兵临衡阳城下时,守城的又是第10军残部,而此时的军长是方先觉。全文不可能讲述此役的惨烈过程(现在网上轻易可搜得),且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颁发训词曰:“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蒋起先令方固守待援两周,军委会预估至多能坚持7天),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
”
日军战史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是“苦难的战役”(我第10军1.7万余人,以死伤1.6万人的代价,令日军死伤1.9万人),并称赞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国军第10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可知衡阳城虽然失陷,但无损第10军和方先觉的光荣。
方先觉得到救援逃离衡阳,于当年12月11日到达重庆。陪都出现热烈“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的热潮。《大公报》12月13日发表了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救国日报》12月20日发表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称:“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的传统道德观起作用了。在台期间,方先觉受到衡阳“投降”的抨击,始终无缘晋升正职的司令官,这个黄埔三期的高材生、抗日名将于1969年元旦以陆军中将的官阶退出现役。晚年生活窘迫,1983年病逝于台北。
看看他的战史,不仅第三次长沙保卫战时立了遗书决死一搏。衡阳保卫战过程中,他先是亲赴前敌指挥所督战,险被炸死,拒绝后撤,誓与阵地共存亡;守城最惨烈之时,有人建议突围,方先觉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衡阳城被攻破时,他向老蒋发了著名的“最后一电”:“……来生再见!”绝望地开枪自杀时,又被手下阻止而未果。
他为何最终同意投降了?且看他提出的投降谈判要点:保证我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埋葬阵亡者;保留第10军建制,就地驻防。这些条件敬重第10军的日本人都同意了,只是确有困难而救治伤兵没有做到。
方先觉不是贪生怕死投降,而是出于无奈,为了保全所部官兵和百姓而忍辱牺牲自己的名节,最终设法逃脱。他的“投降”,比起中国人崇拜的关公要伟大:关羽所谓“降汉不降曹”,不过是自欺欺人,难道他承认投降之前不属于“汉”吗?另两条,善待他的两位嫂夫人,得到刘备消息就归队旧主,与士兵和百姓何干?
在《赵氏孤儿》的战国故事里,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既然“死容易,扶孤难”,那么请你做难事,让我去死。将军自裁成仁易,忍辱救众人更难。方先觉岂不明此理?
其实,在西方文化传统里,两军对阵好比两人决斗,打不过时可以认输,并无必要寻死,让士兵做无谓的牺牲才是可耻的。众所周知,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受降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特意让从日本人办的战俘营解放出来的美军前中将温莱特和英军前中将帕希瓦尔参加,站在自己身边,并将投降书上的签字笔各送一支留作纪念。
温莱特将军是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于美菲联军身处绝境时,奉罗斯福总统严命率领七万多人投降;归国的1946年温莱特被升职为上将,任美第四集团军司令。帕希瓦尔中将,原是马来亚总司令,在新加坡被1万日军围城,感觉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便率13万英联邦军队投降。
无论是“奉旨”还是怯战,打不赢就投降被视作理所当然。这两位美英中将的战功根本没法跟我们的中将方先觉相提并论,可是人生境遇却大不同。
方先觉晚年的屈辱不仅在于有不得已的诈降“污点”,还在于他“取义”/“成仁”而没有“舍身”/“杀身”而死掉吧?张自忠在平津曾有与日酋周旋的“污点”,但他以战死沙场为自己洗刷了,哀荣备至,曾经非议他的人们自然也无话可说。
这里面的道义、传统与社会心理问题,迄今在中国讨论起来仍然很复杂。如果以方先觉或李玉堂为主人公拍一部价值倾向鲜明的影视作品,想必会引起热烈争鸣。
